【人物名片·李伦新】

　　李伦新，笔名耕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大学文学院顾问，兼职教授，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学习写作，不久发表处女作《闹钟回家》，收入《恋爱问题》一书。撰写的《忘我救人的王永祥》等编入《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在成长》一书。随后相继发表了《青春的火焰》、《开除》、《离别》等短篇小说，为当时上海市青年文学创作小组小说一组副组长。1958年3月去上海郊区农村劳动。1960年5月去外地劳动。这期间有一小段时间，曾被热情约稿而产生创作激情，发表了小说《父与子》、散文《龙船坪漫步》、《报春的汽笛》等。1979年4月返回上海，重新在南市区机关工作，先后任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统战部部长等职，1987年4月当选为南市区人民政府区长，1990年2月当选为中共南市区委书记。1993年3月调任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选为常务副主席。近年来，出版长篇小说《非常爱情》、随笔散文选《海浪花开》等十余部。在海派文化研究方面，主编33本《海派文化丛书》及《海派文化与国际影响力》、《海派文化与精彩世博》、 《海派文化发展创新的动力和活力》 等十部论文集。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如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海派文化和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徽派文化等均是这树上的枝叶。海派文化在中华文化这棵大树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身为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李伦新先生，以这个生动的比喻开始我们的访谈，他表示，要正确理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要从上海的实际情况出发，齐心协力地建设有上海特色的文化大都市。

　　文化大发展不是文化大赚钱

　　新报记者：您作为一位作家，又从事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党政工作，近十几年来再转而对海派文化开展研究，您如何解读“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李伦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令人鼓舞，我们对此要有全面正确的认识，不能片面理解为就是“文化大投入，文化大赚钱”，GDP要增加多少，盈利要多少，这就可能走样了，变味了，须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决不是搞文化大跃进。

　　我注意到，有的地方提出要搞多少条文化街，拍多少部电视剧，规划当然是要的，但也要从实际出发。就拿春晚为例，中央电视台搞，地方台也搞，各个系统都搞，搞了很多台，其中跨年的16台，春节晚会18台，元宵晚会16台，每一台就有1000万以上的花费，花钱多的要几千万，规模越来越大，花费越来越多，好像有点变味了，文化大发展可不能这么搞！再比如说，现在的电视剧一年拍10000集，真正能播出的只3000集，三分之一都不到，浪费很严重。有次学习时要我谈谈对目前电视剧的看法，我说有些电视剧存在“三头”现象，就是枕头、拳头和磕头，一是床上戏，二是打斗戏，三是帝王戏，过多、过俗。而老百姓喜欢的、写人民真实生活的、能发人深思有艺术品位的原创电视剧并不多。

　　新报记者：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又在哪里？

　　李伦新：我个人的看法是，创作上的惯性作用，固有的思维定势，容易将纷繁复杂的事物同质化，创作的作品就会类型化或趋同化，缺乏艺术个性和风格特点。还有就是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定指标、下任务，这样就把个性化的艺术创作规律简单化了。这是从事文化艺术创作之大忌。

　　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大树是长出来的》，创作来源是我到某地的山上看到的一棵大树，枝繁叶茂，据说树龄已有1000多年了，如今长得非常茂盛，我的心灵被震撼了，感觉这大树长成这样绝对不是偶然的，树的品种、生长的水土地势、气候环境等等，绝对要适宜于这棵树的生长，否则就不可能这么茂盛。这样的大树，树叶也没有两片是完全相同的。我记得这话出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之口。他在同德国国王讲哲学时，讲到这一观点，国王不相信他的这个说法，让宫女们去找两片相同的树叶，结果可想而知。

　　同样道理，我敢说，城市也没有两个是完全相同的，即便是同在中国，北方的城市和南方的城市相比，无论是外观建筑或内在气质神韵，都各不相同。可是，我们在城市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却不注重个性差异，存在着“千城一面”的倾向，使得南方的城市和北方的城市没多大差别，于是出现了“误以他乡为故乡”的尴尬。

　　所以我要强调城市的个性特点，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当下，强调这一点尤为重要，上海的文化建设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要强调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我们要为建设有上海特点的国际文化大都市而共同努力。

　　海派文化是上海城市之魂

　　新报记者：建设有上海特色的文化大都市，我们应该怎样来正确理解这种特色？

　　李伦新：上海本身就是一个有特色的城市，我们在海派文化研究过程中，认识到上海的特色是相当鲜明的。每一个上海人，都需要了解这一点。如果要我用一个字来形容上海，我会毫不迟疑地说，就是一个“海”字。上海形成的过程，据我所知，远在6000年前还是一片汪洋，包括现今的市区。我们的先人在这里以打渔为生，慢慢地有了冲积成的沙滩，渐渐地定居下来，上海滩就是这么来的。后来形成了两个小渔村，一个叫“上海浦”，一个叫“下海浦”。上海浦在现在的十六铺附近，这个地方靠码头，较快兴旺起来。后来于1267年设立上海镇，而下海浦的人就慢慢集中到这里来了。1292年，设立上海县。所以上海这个城市真正的城区发展，仅700多年历史。上海是海，还有很多可以查找的痕迹，有不少路名是和水相关的，如“肇嘉浜”“徐家汇”“杨树浦”“八仙桥”等等，老早的延安路也是洋泾浜填起来的。上海无疑是座水的城市。

　　从历史变迁来看，有几次大的移民潮，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多为江浙皖等地。从前的移民大都是有些钱，带着资金技术来上海了。据史料记载，上海解放时，原住民标准是三代人都生活在上海，占总人口不到15%。而移民高达85%以上，包括国外移民二十多万。上海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海派文化不是谁强加的，而是历史形成的，是这个移民城市的必然。

　　海派文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最早是海派书画，如在老城厢古城墙上大境阁挥毫泼墨的，就有名画家虚谷、任伯年等人。继之有海派京剧，传统京戏在上海有了连台本戏、机关布景等等。海派电影在上世纪3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名家辈出，人才济济······回到我开始时提的问题，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要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就应该是海派文化这一特色。我反复说明，海派文化不等同于上海文化，也不是上海文化的全部。海派文化是上海文化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是上海城市之魂。

　　海派作品要扎根上海生活

　　新报记者：“海派文化”这片树叶，与其他树叶相比最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李伦新：海派文化有几个特点，首先是它的开放性，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不管是长江之水还是涓涓细流，它都能接纳和包容。上海话多有南腔北调。上海菜各种口味的都有。外国人、外地人到上海，少有陌生感，觉得是个不封闭不保守，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地方。

　　海派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创新性。它不守旧，总在变革图新，接受西方先进文化技术快，受外国外地优秀文化的影响多，国内外移民带来的先进东西都能接纳并为我所用。海派文化内在的本性就是求新，不断变革。人家说上海人脑子活络，也就是基于有这种创新精神。

　　第三，扬弃性。一个人、一件事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任何事物不可能一开始就完美无缺，要不断有所扬也有所弃，修正和完善，这也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特点。

　　第四，多元性。海派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共同体，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它是单一的，更不是纯之又纯的，它是多元的，雅与俗，洋与土，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以致先进与后进、甚至低俗……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中，也有混杂其间的可能。

　　第五，契约精神。上海人的风格，待人处事的特点，讲究按契约办事，不随随便便、马马虎虎。谈一个项目首先考虑可行性怎么样、条件怎么样、技术上怎么样、经济上会不会亏本，深思熟虑后才拍板，不像有些人拍胸脯说没问题，真正做起来就成问题了。契约精神是海派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哪怕是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好朋友也要签合同，以契约为准，在办事的全过程都体现出来。

　　上面我们说的，都是要对“海派文化”有个正确的理解，才能正确对待。尤其是这里的一个“派”字，其实就好比我们看京戏，有梅派、程派，看越剧，有戚派、袁派……这个“派”是艺术流派，有益于竞争有助于艺术繁荣，用于文化，则是文化多元，各有特长，互相影响学习，在不断竞争中相互促进，才会共同发展。各地文化都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不好，也不行。城市也是，千城一面那怎么行？树叶没有两片是完全相同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怎么能“千城一面”呢？

　　新报记者：您认为这种一个模子的问题，在创作中具体反应在哪里？

　　李伦新：总体上来说，原创的好作品少，真正以上海的历史、现实为背景的原创作品屈指可数。不一定都要上海人来写、上海人来演，而是说反应上海生活本质和人文精神的好作品确实不多。我们说，真正上海的好作品，也是全国的，也可能是世界的。优秀艺术作品人类共享，是没有地域界限的。像京剧《曹操与杨修》就是个创新，有海派特色。

　　新报记者：发扬海派文化的特色，我们应该从哪几方面着手？

　　李伦新：个人浅见，首先要对海派文化有全面正确的评价，不抱成见，摒弃偏见，理直气壮地给研究海派文化以鼓励，为正确发扬海派文化的积极作用做实事。要结合新时期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充实和调整我们的思路，为建设有上海特色文化大都市齐心协力。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海派文化，发挥海派文化的积极作用，是我们都应深思熟虑的问题。

　　我在参观世博会时，有天傍晚坐在黄浦江边浮想联翩，“中华文化必将对人类有更大贡献，海派文化必将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有更大的作用”这样的话脱口而出，还联想到了这样几句顺口溜：“地球无边有国界，各美其美世博园。海派无派有文化，博采众美创新篇。”

　　海派文化是鲜活的，是有生命的，在阳光照耀和雨露滋润下，一定会越来越光彩夺目，可亲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