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丁观鹏《乾隆皇帝洗象图》 　　清代画家丁观鹏的《乾隆皇帝洗象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设色艳丽，气氛和谐，图中的碧水弯弯曲曲，绿树、怪石、蕙草其中，一头大象温顺地站立在树阴之下，玉女、金童、天王、僧侣等一干人等正在为大象洗浴。端坐者就是扮作普贤菩萨模样的乾隆皇帝，目不转睛地瞧着自己的坐骑大象，大象也非常惬意地与乾隆帝对视，似在与主人交流情感。据记载，乾隆帝受佛学大师三世章嘉活佛的影响，数十年倾心于佛学研习。他为了表示对佛教的信仰，不仅大建佛寺，译佛经，造法器及写经自修，而且还将自己比喻成佛教中菩萨的化身。此图反映了一个节令民俗——伏日洗像。  　　明人刘侗、于奕正编撰的《帝京景物略》说：“三伏日洗象，锦衣卫官以旗鼓迎象出顺承门，浴响闸。象次第入于河也，则苍山之颓也，额耳昂回，鼻舒纠吸嘘出水面，矫矫有蛟龙之势。象奴挽索据脊。时时出没其髻。观时两岸各万众。”清代文学家李绿园有诗云：“三庚伏初届，大地炽如炉。云是洗象日，观者充南郛。奔走狭委巷，车马隘通衢。”夏至后三个庚日为头伏的第一天，即入伏，进入三伏（初伏、中伏、末伏）天气，每伏为10天（有的年份中伏为20天），这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时期。三伏天洗象在元代就已有之，但是尚未形成习俗。元朝建立后，东南亚的泰国、缅甸、越南等附属国的使臣每年都来到大都进贡大象。元朝在京城设立驯象所，建有象房，从云南和缅甸召来驯象师，每到酷暑炎夏，就在大都城附近的积水潭中洗象，引来百姓围观。元朝大臣宋褧有一首《过海子观浴象》诗云：“四蹄如柱鼻垂云，踏碎春泥乱水纹。”至明代万历年间，洗象已逐渐演变为岁时民俗。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记载：“京师象只皆用其日洗于郭外之水滨，一年未此一度。”清承明制，仍将洗象作为民俗传承下来。清初大臣、诗人田雯有《洗象行》诗曰：“张旗伐鼓传洗象，一时观者如堵墙。”  　　清顺治二年（1645），将明朝臭名昭著的锦衣卫改为銮仪卫，专管銮舆仪仗。銮仪卫下设有驯象所，专管驯象之事。清朝康乾盛世，四方来朝，八方进贡，东南亚各国以及云南少数民族部落的土司向大清王朝呈进大象。康熙朝刑部尚书、清朝著名诗人王士祯在《洗象行》一诗中说：“今年丞相收夜郎，扶南盤况求王章。远随方物贡天阙，屹然立仗金阶旁。”描写了扶南（即柬埔寨）进贡大象的情景。乾隆时期，大象最多达三十多头，驯象师多达百人，在宣武门内西侧城墙根一带建有象房，至今这一带还有“象来街”“象房胡同”等街巷名称。当时的大象就像现在的大熊猫一样珍贵，每一头大象都起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并且授予不同的官职，从武弁至大将军不等，按级别享受俸禄，配备象房，由户部供给大米，工部提供棉被、毡条等御寒之物。每年的初伏之日，銮仪卫驯象所设置仪仗、鼓吹乐队，以旗鼓迎象出宣武门，浴于响闸。  　　清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銮仪卫则驯象所，于三伏日，仪官具履服，设仪仗鼓吹，导象出宣武门西闸水滨浴之。城下结彩棚，设仪官公廨监浴，都人于两岸观望，环聚如堵。”王士祯的《洗象行》也有“日中传呼洗象来，玉河波射珊瑚赤。须臾钲鼓干云霄，万夫声寂如秋宵”的诗句。可见仪仗队之壮观，观者之众多。观者中既有官宦士族、仕女宫监，也有平民百姓，亦不乏市井无赖、地痞流氓之徒，趁人多拥挤之机，猥琐调戏妇女、偷盗财物，打架斗殴者也大有人在。当时，观看洗象成为京城一大时尚。现在的宣武门西北上斜街一带是观洗象的最佳场所，每到洗象日，这里的饭店酒肆宾朋满座，商场店铺人头攒动，生意异常红火。住在这里的大户人家在自家的楼阁之上搭设观景台，足不出户，凭栏而观洗象盛况。清代词人朱彝尊在《曹赞善移居》诗之二写道：“后园虚阁压城濠，溅瀑跳珠闸口牢。正欲凭阑看洗象，玉河新水一时高。”有的富豪出大钱提前租赁附近的楼房，凭窗而坐。有诗云：“千钱更赁楼窗坐，都为河边洗象来。”伏日洗象，继承了民间伏日洗浴的习俗，展示了大清天朝强大的国力，威震四方。正如王士祯诗句所云“圣朝自不贵异物，致此亦足威遐方”。然而自咸丰朝之后，国运衰弱，滇南地区时常发生动乱，社会不稳定，加之泰国、缅甸、柬埔寨等东南亚各国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沦为殖民地，清朝的朝贡体系被瓦解，没有了大象来源。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说：“象奴等克扣太甚，相继到毙。故咸丰以后十余年象房无象。”光绪十年（1884），还出现了大象突然发疯，毁物伤人事件。于是清末洗象民俗逐步消失，成为历史记忆。  　　《乾隆皇帝洗象图》画幅左下款署：“乾隆十五年（1750）六月，臣丁观鹏恭绘。”下钤“臣丁观鹏”白文方印、“恭画”朱文方印。画幅右上钤乾隆皇帝朱文椭圆印“乾隆御览之宝”。  　　丁观鹏，北京人，艺术活动于清代康熙末期至乾隆中期，工道释、人物，尤擅仙佛、神像，也善画山水。清雍正四年（1726）进入宫廷为画院处行走，是雍正、乾隆朝画院高手，与唐岱、郎世宁、张宗苍、金廷标齐名。造诣深湛，得乾隆帝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