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6年人咸阳至平帝元始五年(公元1年)为新莽所篡前的212年,是为前汉。自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共196年,是为后汉。两汉合共426年,除王莽篡汉18年,实为408年。这段不算短的历史,正是中国书法艺术意识充分唤醒、书法艺术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秦王朝崩溃了,却给汉代留下隶体这个初生而未成熟的文字形式—种大可开掘大可创造的新形式。汉代人没有辜负这个形式,以时代人的气质和胸襟,创造了风格多样、气象万千的书法艺术。有人把严格意义的书法从汉代算起,也是基于汉代才有这种艺术追求的自觉,有其辉煌的成就。西汉以来,利用这个适于抒发情性的形式,创造了具有其时代特色的书法。隶体已是西汉广泛流行的字体,只是由于一种习惯心理,官书、重要文献,仍用篆书。其他场合都是用隶体了。隶体与篆体比较,更讲究运笔所产生的点画形式。因此,呈现了远非甲骨文、钟鼎文、小篆所具有的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 前面我们已粗略地谈到,篆字的隶变,不仅使匀齐单一的笔画变成了带有波碟的隶笔,而且在结体上也有笔画的简化。从用笔到结体,有一套完整的程式,主笔长横的起笔有蚕头,行笔有波势,收笔有碟尾,圆转变成了方折。点如楔,竖如柱,篆体中左右对称之笔,在隶体左边变成了随势而出的斜弧,右边变成了随势下压后又提收的雁尾。就整个体势而言,也由长方变成了正方,甚至扁方,整个结体中宫笔画紧结,而后向左右舒展。 在“诸侯争长,简檄相传”的公务繁忙之际,为应急需,隶体快写,便形成了草书。这时的草书不像小篆那样,官方制定出规范的体式公之于众,而后大家效仿。它是时用文字急速草率的书写。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章草.后于那些非正式的草书。章草是草率之隶的规整化,或可说实际上是隶体的草写。因此它既有随意的用笔,又保留了隶意的某些笔势。“今草”则又是篆隶简帛等书体草率的书写。在篆隶放笔书写而不过分潦草之时,便有了行书。人们常说,“行书介于真草之间,近于真者谓之真行,近于草则为行草”。这并不错,但这是用真书出现后的眼光看问题。其实真书只能产生在草书出现以后,是借草书的用笔,综合隶体的规整形式而成的字体。(实际上简牍书中的篆隶便写,就是一种“行书”)。汉时有八分、隶、章草、今草,唯独没有成熟的正行书,就说明这一点。早期正楷字如《爨宝子》等,撇捺多带隶势也可证明这点。 汉代居延简和一些瓦当上已出现了近乎正体的结体和用笔,但都还不是自觉的正体意识的产物,而是隶体的行草化。它们是正体创造的基础,但还不能把它们看成正体,因为它们还不具备正体的点画用笔。 西汉不重立碑,公文多书于简犊、增帛。从长沙出土的《老子》甲本和乙本看,用笔全是隶意。甲本笔画参差,结字或纵或横,自由随意,仪态万方,有行无列,字距疏朗,行气连贯;乙本字迹方正,较前者工整。西汉少量的刻石文字,如《祝其卿坟坛刻石》等,多为小篆,包括一些铜器铭文也基本上是小篆,但笔道方折,形势变扁,已明显不同于秦篆,可见与隶字体势的影响分不开。 东汉树碑立传之风特盛,给后代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此时虽然字体定型,但书家各据情性,书法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风格。书家亲自书丹,十分自觉地讲求书写用笔。其中有茂密雄强、浑穆厚重者,如《部君开通褒斜道石刻》、《西狭颂》、《衡方碑》等;有方整劲挺、爽利峻峭者,如《张迁碑》、《鲜于磺碑》、《子游残石》;也有瘦硬劲健、出规人矩者,如《熹平石经》、《礼器碑》、《孔宙碑》、《乙瑛碑》等;也有峭挺野奇、烂漫多姿者.如《石门颂》、《杨淮表记》。(侯镜昶先生《书学论集》、《东汉分书流派详述》对东汉分书作了十四大流派的分析,可为参考。) 汉代,印章凿刻也大为兴盛,有官印、私印、烙马印、吉语印、肖形印等,是书法艺术中又分离出的一种独特形式。 铜镜上的铭文、砖瓦上的文字、漆器上的款识,或配合装饰纹样,或依循载体形式,常出现不失字体基本结构的笔画增减。 纸张在此时发明。从现今发现的居延笔看,制作已十分精良。从书写文字的大小看,已出现“大者一字径丈,小者方寸千言”者。已有专门的书法理论著述出现,反映了当时的书法状况、书学观点和书法美学思想。如果与秦和先秦比较,可以说,秦以前是篆书由象形到抽象、由粗朴到精整逐渐演变的时代。秦以后,隶体成熟,隶体又派生出章草、今草、正楷等。两汉时期汉字诸体基本完成,而且书法成就极高。所以,人们常把书法的历史从两汉算起,或把两汉看做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