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阳冰《三坟记》拓片局部

　　唐代篆、隶书在帝王的推崇、倡导下，在国子监“六学”和弘文馆、崇文馆、集贤院、翰林院等官学书法教育和研习制度中，获得了相对秦汉篆、隶书原生之后的复兴，并在开元、天宝年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产生了诸多代表书家和碑刻作品。但由于馆院文化所致，在其体现规范整肃、雍容大气的同时，也表现出过于整饬、僵化的局限性。在当代书法语境下，合理地对其进行评估和分析，必将有益于传统篆、隶书经典的当代传承和发展。

　　唐代篆、隶书的成就与价值

　　□王成聚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最辉煌、最灿烂的时期，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唐代的楷书与草书一直被后人视为体现唐代书法艺术的最高成就，但篆、隶书也不失为唐代书法艺术百花园中的奇葩。唐代篆书尽管发展缓慢，但李阳冰在前期篆书的基础上努力恢复了秦篆的法度;而隶书也开拓了新的形态及书体形式，有着特殊的地位及独特的审美价值。

　　首先，唐代书坛打破了魏晋以来篆、隶书沉寂的局面，摆脱了旧学的笼罩与束缚，使篆、隶书从积弱已久的旧书法传统规范中解脱出来。

　　篆书经过了先秦的昌盛，在秦朝完成了形式与法度的构建，曾经辉煌一时;而隶书取代了篆书，在汉代盛极一时。二者作为古文字并行且不断被使用，进入了一个相对自由、独立的艺术审美领域。魏晋以降，隶书走向衰弱，至东晋、南北朝时滑入谷底，历经数百年而一蹶不振。

　　唐太宗酷爱书法，曾大量购置历代书迹。李嗣真《书后品》云：“钱氏(钱毅)小篆飞白，宽博敏丽，太宗贵之。”《宣和书谱》著录擅书帝王有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宣宗、昭宗。他们都能继承太宗尚书之遗风，示范天下，引领好书之风，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帝王之中，玄宗、肃宗、代宗都习篆书。杨震方《碑帖叙录》载：“《代国长公主碑》，唐玄宗李隆基篆额。”赵明诚《金石录》载：“《唐慈恩寺常住庄地碑》，大历六年代宗篆。”帝王们不仅躬身实践，而且还大力倡导。经过数代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唐代篆、隶书法彻底摆脱了前朝书法的束缚。李阳冰的篆书、李隆基的隶书均各领风骚，卓尔不群，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艺术个性。

　　其次，唐代书坛恢复重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审美风格，实现了篆、隶书的复兴并形成了空前的繁荣，为大字篆、隶书开辟了新的前景，扩大了榜书的书写体式及使用范围。

　　唐代帝王大多擅书。他们对书法艺术的直接参与，为书法艺术走向巅峰起到了推动作用。因唐玄宗好八分书，故隶书刻石兴于一时，造就了唐隶丰肥妍润、淳厚雍容的独特风姿。唐代的铨选制度把篆书规定为必修课程，而唐代帝王之中又有玄宗、肃宗、代宗等擅篆书，这在客观上确定了篆书的社会地位，推动了篆书艺术的发展。

　　唐代出现了李阳冰、史惟则、韩择木等篆、隶书大家。其中李阳冰以篆书名世，精工小篆，被誉为李斯后“小篆第一人”。其书圆淳瘦劲，为秦篆一大变革。释适之《金壶记》称“阳冰尤精书学，豪骏墨劲”，当时人谓曰“笔虎”。清孙承泽云：“篆书自秦、汉以后，推李阳冰为第一手。”《三坟记》为李阳冰篆书代表作，谓之“铁线描”。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称其书“以瘦劲取胜”。又说：“篆书大者，唯有少温(李阳冰)《般若台》体近咫尺，骨气遒正，精彩冲融，允为楷则。” 李阳冰自称：“斯翁(李斯)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道也。”可见李阳冰篆书成就之巨大。其代表作还有《城隍庙碑》《栖先茔记》《般若台铭》《滑台新驿记》《颜氏家庙碑额》《崔甫墓盖》等。

　　在“尚法”意识的指导下，唐人对魏晋南北朝以来隶楷杂糅的现象进行了溯本求源，消除了隶书错变的弊端，恢复了隶书的基本法度规范，创造出了与汉隶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审美趣味产生了很大变化。玄宗治国，不恪守祖宗之法，力校书风之弊，锐意作章草、八分，摆脱旧学，一时习隶之风达到了自汉以后、唐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未曾出现过的兴盛局面。启功先生曾说：“唐人用隶书体，是使用旧字体，但能在汉隶的基础上开辟途径，追求新效果，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唐玄宗的代表作《纪泰山铭》雄遒伟丽、华艳典赡、雍容壮观的精神气度与审美特点成为盛唐时期艺术审美的主旋律，体现出大唐雄厚丰逸的时代特征，增强了视觉上的淳厚雍容之感。这意味着体现大唐盛世特征的篆、隶书真正成熟了，为大字隶书的书写与镌刻开辟了新的前景。当驻足于《纪泰山铭》刻石之下时，往往会为这一气度深深打动，产生对大唐盛世的追思敬仰。正如梁章钜评李隆基《纪泰山铭》言：“盖汉以来碑碣雄壮，未有及此者。汉隶无大字，欲作大隶者，舍此铭，奚所取法哉!”

　　再次，新的审美标准的形成，使书家林立、众派纷呈，扩大了篆、隶书的影响力。唐代经济繁荣，为篆、隶书的复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为篆、隶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为书家施展才华提供了物质保证。

　　历代大书法家多是诸体兼擅。到了唐代，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如欧阳询，朱长文《续书断》称其“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并将其隶、行、草书列为“妙品”，大篆、小篆、章草列为“能品”。如徐浩，《续书断》称其“尝书四十二幅屏，八体皆备”，名列“妙品”。颜真卿擅真草，探讨“小学”、篆籀亦为其能。柳公权之真、行、篆并名重一时。再如殷仲容，擅篆、隶书，尤精题署，“皆精妙旷古”。朱长文《续书断》评其榜书为“绝笔”，“行者莫不驻车观之”。这些书家为唐代书坛带来了无尽的生机和活力。唐代书家在书写碑文墓志时，往往又多自篆碑额、墓盖，如李邕的《李思训碑》、李旦的《孔子庙堂碑》、李享的《石台孝经》、王知敬的《明徵君碑》等。书家不仅多能篆书，且风格多样，为篆书这种古体字的复兴提供了有利条件。

　　最后，篆、隶书的兴盛繁荣推动了唐代“铭石之制”的沿袭，加快了“小学”教育的有效推广，促进了唐代书学研究的发展。

　　唐代仍然保留了“铭石之制”。《唐六典》载：“校书郎正字常住雠校典籍刊正文字，其体有五：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八分，五曰隶书。”其中篆书占了三种。虽然唐代的刻石已大多数采用了流行的楷书，但篆书作为一种古文字，以其所固有的神秘性和庄重性，在碑额、墓盖、印章及重要建筑、图书资料的题首上不时被使用。篆、隶书的发展亦促进了唐代书学理论的研究进程，使书法创作与书法理论同步发展，并且不再囿于对技法的简单归纳、评价，范围增大，几乎涵盖了书法艺术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书家、书体、书品，还是创作风格、流派，在唐代的书法理论研究中都趋于系统和完善，产生了众多与篆、隶书有关的理论专著。如张怀瓘的《书断》，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对书法的十种体式——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书、飞白、草书的产生源流及艺术特征作了介绍和评述;中卷和下卷按神、妙、能三品分类，评述历代书家，史料宏富，评述精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唐代的篆、隶书艺术可谓洋洋大观，很难一一尽述，姑且简单梳理，权当是对这一时代篆、隶书法艺术成就与价值的归纳。

　　唐代篆、隶书的“骨力”之美

　　□胡长春

　　唐代书法高度繁荣，诸体皆备，尤以楷书、行书、草书成就巨大。而唐代篆、隶书的发展在它们的对比下就显得要微弱许多。唐代篆、隶书主要见于摩崖题记、碑额、墓志盖等。相比其他书体，这两种书体的“出场率”并不是很高。唐代篆书，至李阳冰的出现，达到一定的高度。而隶书在唐玄宗李隆基的推崇下，出现了复兴，“开元应乾，神武聪明。风骨巨丽，碑版峥嵘。思如泉而吐风，笔为海而吞鲸”(窦臮《述书赋》)，基本能反映当时隶书创作的景况。

　　唐代的书论，更多地已从对书法与大自然关系的关注转向对书法与人的骨气关系的阐述，“骨力”在书论中屡屡被提及。“骨力”自古就颇为书法家们所重视。“力”为书法精妙之所在;“骨”在内涵扩展了之后，不仅变成形式、结构、笔画这些局部的关键，而且形成了一种有“骨”之气，在与基础的“骨”相结合后，成为评判一件书法作品乃至书家的最重要的标准。“骨力”决定的是整幅作品的气韵与面貌，是从局部到整体协调的关键。不同的书家对于“骨”与“力”的关系及其重要性作出了各自不同的阐释。

　　说到唐代篆书，不得不提的就是李阳冰。李阳冰的篆书独步有唐三百年，其成就与价值之高不可估量。首先，他在一定程度上将篆书恢复了统绪。篆书自秦李斯之后渐趋式微，篆法错误渐多，或随意增减笔画，或线形盘绕变形。但至唐朝，李阳冰擅篆书，精文字学，刊定《说文》，修正笔法，使篆法规范化，促进了篆书的健康发展。其次，李阳冰的出现，使唐代篆书重新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度。因为在秦李斯之后，汉字的实用性为主导方向，使小篆体逐渐被边缘化而渐趋衰落。以李阳冰《三坟记》为例，线条匀净坚挺，骨气遒正。其笔画中段无不中锋行笔，涩势逆行，在婉转流畅中蕴藏着丰富的提按、顿挫变化。李阳冰善于运用“长力”，这也是刘熙载在《书概》中指出的：“阳冰篆活泼飞动，全由力能举其身。一切书皆以身轻为尚，然除却长力，别无轻身法也。”李阳冰篆书的“长力”，即节节换锋，而又节节生发得势，所产生的绵绵不绝之“骨力”。我认为李阳冰对小篆笔法高超的控制力即是一种“骨力”的体现。《三坟记》具有篆书严谨的法度，但是在其法度之外又具备一种意态，这种意态就是写意和规范中力求有收有放的中间点的书写性。“法中有意”即是阳冰篆书特色的技术观。古来书家多推崇道家的“道法自然”为最高理想和境界。书艺价值之美的本质在于突出个体生命意识和自然的意蕴，取法自然、崇敬自然、回归自然是众多书家的美学追求和创作意向。

　　李阳冰精研篆书用笔、结体之道，认为篆书源于自然，字体本身是自然的反映，也是自然神态和物象的高度概括。这种独有的美学观对于整幅作品的气息以及整体面貌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李阳冰是难得的篆书大家。他探索出的能够书写玉箸篆的中锋用笔方式，可称得上是篆书笔法之经典，对唐以后篆书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影响作用。自五代、宋至清，习篆者多以李阳冰为师。如五代的徐铉，宋代的郭忠恕、梦英、王寿卿，元代的赵孟頫、吾衍，明代的李东阳，清代的王澍、钱坫等书家，无不深受李阳冰小篆的影响，研其“骨力”之精髓。清代开一代篆书风气的邓石如，其篆书也是在取法李斯、李阳冰之后，熔铸各家之长，终成自家风貌。清代所留下的一系列篆书碑额，置于唐代篆书名家碑刻中绝不逊色。此期间有篆名者尚多，在此不赘述了。

　　唐代隶书当分为两个时期来看。初唐时期，少有人关注隶书，隶书创作基本上是前朝隶书的余绪。到唐玄宗李隆基时，隶书出现复古之风。唐代隶书的发展固然离不开史惟则、蔡有邻、韩择木、徐浩的努力，但最重要的还是唐玄宗这位皇帝的大力提倡。史惟则擅篆籀、飞白书，尤精隶书，有《大智禅师碑》《管元惠碑》传世;蔡有邻隶书作品有《尉迟迥庙碑》;韩择木隶书作品有《叶慧明碑》《告华岳文》《荐福寺碑》等;徐浩的隶书作品有《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张廷珪志》。此外，还有梁昇卿、卢藏用、张廷珪、李潮、卫包等擅写隶书。朱长文《续书断》中说：“在唐中叶，以八分名家者四人，惟则与韩择木、蔡有邻、李潮也。择木尤妙，名重当时，惟则可以亚之。”吕总《续书评》把梁昇卿、卢藏用、张廷珪、韩择木、史惟则列为八分书五人。

　　唐代隶书因李隆基的喜爱而兴盛。在这里暂时不讨论唐代隶书程式化的趋向，仅仅就碑刻本身进行评析。“唐隶四家”之一的韩择木，尤以八分著称而名重当时。其所书《告华岳文》《荐福寺碑》《叶慧明碑》等，结构端庄规整，骨力遒劲，法度谨严，技法娴熟。从《荐福寺碑》看，其书姿态严正可畏，倔强有骨，奇伟庄重。蔡有邻的《尉迟迥庙碑》，清雅工整、结构紧密、强调波磔，“骨力”寓于全碑。盛唐书家徐浩所书的《嵩阳观感应颂碑》，书体端正、一笔不苟、刚柔适度、笔法遒雅，是唐代隶书之珍品。从碑石外观来看，石质细腻，在露天之下，历经一千二百多年风雨侵蚀，碑面仍平滑如新，字迹清晰。从碑刻文字来看，字形遒丽、波挑劲健，无剑拔弩张之势，笔画圆润，波势、挑脚左右开张而无棱角，结构上狭下宽，用笔圆而丰腴，反映了唐人崇尚丰美的审美情趣。碑文字字规整巧饰，略有楷意，相比汉隶少了一些拙意，多了一些骨气，在唐代隶书中属上品，可代表有唐一代隶书艺术的最高成就。

　　事物的发展是呈螺旋式上升的。唐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繁荣时期，其书法艺术在整个书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唐代，楷书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然而篆、隶书的发展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它在继承正统之中缓慢前行，其发展是站在唐朝这个大政治背景下的。它不仅仅使我们加强了对这个朝代书法的整体认识，还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学习参考的资源。在后世碑学大兴之际，不难看出众多名家都带有唐代篆、隶书的影子，如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等。

　　唐代篆、隶书的时代性演进

　　□胡湛

　　唐代是一个书法全面兴盛的时代，不仅有法度完备的楷书、狂放浪漫的大草，还有浪漫多姿的行书，而且篆、隶书也进行了具有其时代性特征的演进。

　　篆、隶书之审美特性及在先唐之发展

　　篆、隶书是中国书法史上两种早期的正书书体。秦篆是篆书成熟完备之典范。隶书原本是篆书之隶佐，是民间徒隶之书。它于汉代发展成熟，最后成为汉代通行的正宗书体。由于篆、隶书传承经学的不同，而形成了古今经学之争。东汉篆书也曾有过短暂的复兴，然隶书终是符合时代发展的通行书体，于是熹平四年(175)出现了以成熟规范汉隶书写经学刊刻于太学门前的事件，确立了汉隶的正统文字地位。三国魏正始年间，为不使古文、篆书失传，又于太学门前刊刻古文、篆书、隶书的《三体石经》。两晋南北朝期间，楷书获得多方探索发展。但在很多时候，隶书始终保持正统官方文字书体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在西晋和北魏建立之前的北方，碑刻基本上都是规范的《石经》体隶书。而在北齐建立前后又出现了由洛阳迁移《石经》于邺城事件，其后北齐各种碑刻出现了宗法《石经》的隶书复兴现象。在隋代整合南北朝各种楷书体式的同时，隶书碑刻仍然占有相当的比例。

　　因篆书为更早的正统书体，其圆舒的笔画和结字具有一定的装饰性特征，在碑刻书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中，多保留用于碑额的书写。及至唐代书丹署名风气形成后，碑额篆字虽然不多，却多请专门的书家书写，并书某某篆额，显示了对这门古老书艺得以传承的敬重，同时也反映出对碑额在碑刻中书丹的分量以及能够作篆书家的敬重。

　　篆、隶书能够在唐代获得传承并获得时代性演进拓展，首先得益于唐代由宫廷到社会书法教育的作用。

　　唐代国子监“六学”及馆院书法教育制度促进了篆、隶书法的时代演进

　　唐代书法教育机构首先是唐朝建立后于武德元年(618)设立的国子学和武德四年设立的修文馆。贞观元年(627)改国子学为国子监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改修文馆为弘文馆聚书二十余万卷。置学士，掌校正图籍，教授生徒。贞观十三年，又于东宫置崇贤馆，掌经籍图书，教授诸生，高宗上元二年(675)，避太子李贤名讳，改为崇文馆。这样就形成了唐初的“六学两馆”的宫廷教育机构。《唐六典》载国子监书学学生必“以《石经》《说文》《字林》为颛业，余字书亦兼习之。《石经》三体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国子监其他诸学亦“学书，日纸一幅”，兼习《说文》《字林》《三苍》 等文字书籍。《石经》即《正始三体石经》，也当涉及《熹平石经》。《说文》就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字林》为晋吕忱著类同《说文》的文字学著作。弘文馆是掌经籍和教授皇宫贵族与五六品以上官员子女的场所。由于唐太宗对书法的重视，学习书法甚至成为其主要教授内容。王溥《唐会要》载：“现在京官文武职事五品以上子，有性爱书学及有书性者，听于弘文馆内学书，其书法内出。是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欧阳询除擅长楷书外，也兼擅隶书，今传有其隶书《房彦谦碑》。这一学习风气一直经由唐高宗李治、武后延传至唐开元之后。开元皇帝李隆基幼时即赢得擅隶名声，当是这种宫廷书法教育培养的结果。其同时为开元年间篆、隶书兴盛热潮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李隆基于开元年间实际掌握皇权后，于唐初“六学两馆”之外又增加两院，成为促进其时篆、隶书发展的重要机构。开元六年(723)设立集贤院。院内学士具有五、六品以上官阶身份，贺知章等就是其中善书的代表学士。开元二十年，建翰林院，选用文学才士为皇帝制诰书敕。这些特殊身份人员一时有“内相”之称，其才学也以善书为首要。

　　开元年间涌现的许多擅篆、隶书家多为两院人员。后世所谓“馆阁书”“院体”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的。

　　唐代篆、隶书家群体及其成就

　　唐初的“六学两馆”从教育制度上保证了篆、隶书文字的传延，但其时以篆、隶书名世的书家并不多，其流传至今的篆、隶书迹也较罕见。其时的篆书基本保持在碑额使用，如欧阳询《九成宫》碑额。碑文书丹只有唐高宗李治永徽二年(651)、上元元年(674)由尹仲容隶书书丹的《李神符碑》《马周碑》等少量隶书碑传世。

　　李隆基崇尚隶书。《宣和书谱》载其“临轩之余，留心翰墨，初见翰苑书体，狃于世习，锐意作章草、八分，遂摆脱旧学”。他不仅身体力行，亲自以隶书书写《纪泰山铭》《石台孝经》等，并且颁布隶书的规范书写字范《字统》，一时出现了富有成就的篆、隶书家群体，并形成了相对统一、特征鲜明的唐代隶书书写风貌。

　　在集贤院任职的蔡有邻、卫包、史惟则、徐浩等都是其时擅隶书家。韩择木、顾戒奢等则是翰林院擅隶书家，而韩择木最以隶书知名。

　　杜甫《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中有“中郎《石经》后，八分盖憔悴。顾侯运炉锤，笔力破余地。昔在开元中，韩蔡同赑屃。玄宗妙其书，是以数子至。御札早流传，揄扬非造次。三人并入直，恩泽各不二”句，明确记述了隶书宗法于汉太学之《石经》，至唐则有顾侯(顾戒奢)、韩择木、蔡有邻一时以隶书名世。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则记述了李潮、韩择木、蔡有邻的篆、隶书成就：“惜哉李蔡不复得，吾甥李潮下笔亲。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开元已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森相向。”此诗夸其外甥李潮擅篆、隶书，也称赞了韩择木和蔡有邻。可见，唐代开元年间篆、隶书名家有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等。宋代欧阳修《集古录》亦称：“唐世以八分名家者四人，有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其未言顾戒奢、卫包、徐浩等，或是以其《集古录》收录的碑刻评述。这些唐代隶书家中，李潮28岁即卒，似乎没有碑刻或书迹传世;韩择木存世隶书石刻较多，主要有《告华岳文》《叶慧明碑》等;蔡有邻有《尉迟迥庙碑》;史惟则有《大智禅师碑》;徐浩有《嵩阳观记》等隶书代表碑刻传世;卫包书艺，窦臮《述书赋》尝称其“工八分、小篆，通字学”。一个时代能够涌现这么多隶书家，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上也是罕见的。

　　这些“六学两馆”培养的书家，篆、隶、字学是他们的必修课。但篆书成就从总体上却没有像隶书一样形成一种时代群体气候，盖其时篆书适用场合较少，很多书家写篆也多是题写碑额。李阳冰或是一个例外。其出生于开元初，自幼受开元年间篆、隶书研习风尚影响，一生研究篆法，直接秦相斯篆，自称：“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朱长文《续书断》评列唐代书家，将其作品列为与颜真卿、张旭作品齐名的“神品”。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李阳冰的篆书，其似乎并无多大的创造，但其摒除了汉代以来，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形成的怪谬碑额篆书劣习而得纯正秦篆结构与笔法，为篆书的历史传延做出了巨大贡献。

　　唐代隶书风格首先以汉魏《石经》为衣钵，又加上李隆基身份、地位的影响，形成了唐代独有的时代演进。李隆基《字统》字法，我至今未曾看到。其存世隶书有《纪泰山铭》摩崖和《石台孝经》碑刻。因为后者与其时各地隶书碑刻书风相近，我们可以推想出《字统》的字形应该是和《石台孝经》相接近的。如其主横画起笔向前下方深按，形成有些夸张的“蚕头”;而其行笔曲折，收笔大捺按提明显。再如“点”画，一般作一头尖、一头圆。如此等等，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唐代隶书。这一书风不仅影响到当时的宫廷隶书名家，也影响到各地民间书家。如北岳庙现存唐开元二十三年博陵崔镮书、李逊篆额的《北岳神庙之碑》和天宝七年(748)戴千龄书《北岳恒山风安天王之铭》，以及天宝十四年刻灵寿县《苗挺墓志》等，用笔风格与李隆基《石台孝经》、史惟则《大智禅师碑》等如出一辙。这是唐代隶书的时代风貌，也是其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