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治 行书楹联

　　清代书法以帖、碑为两大宗，前期以帖学为主，中后期以帖碑融合为主。乾隆时期，崇尚帖学的书法名家，北方有翁方纲、刘墉、 成亲王永瑆、铁保四大家，南方有与翁、刘并称的梁同书、王文治等人。

　　王文治（1730年至1802年），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人。清代官吏、诗人、书法家。12岁便吟诗作书，乾隆二十五年进士，官翰林侍读。工书法，得董其昌精髓，与梁同书齐名。平日喜用淡墨，以表现萧瑟秀逸之神韵，时称“淡墨探花”，“淡墨翰林”。善画墨梅，韵致卓绝，诗宗唐宋，自成一家，并精音律之学。王文治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出任云南知府，在建水、通海等地留下过很多碑刻和楹联，至今滇南一带尚有他的墨宝遗存，民间视为拱璧。

　　这幅行书中堂：“兰气或临水，竹阴时带风”，正是反映了他的书风特点，写于绫上，长135厘米，宽44厘米，厚裱，品相完好，是难得的佳作。其书法用笔规矩而洒脱，结构紧密而内敛，墨色以淡为主，着实是董其昌书法风貌的再现。王文治忠实地秉承帖意，但无传统帖学的流转圆媚与轻滑，其书用笔转少折多，以折为主，显得果断有致，干净利落。瘦硬的笔画略带圆转之意，既妩媚动人，又俊秀潇洒，飘逸流畅，笔端毫尖处处流露出才情和清秀的特色。

　　王文治一生以书法称名于世，早年习书从前辈笪重光入手，受其影响颇深。他的楷书师从褚遂良，行草书则学自《兰亭序帖》和《圣教序》。但钱泳却认为他是学赵孟頫和董其昌的用笔，中年以后改习张即之。从王文治传世书法来看，其飘逸婉约的点画和妩媚匀净的结体，的确透露出与笪重光、董其昌二人书法的传承关系，而线条的扁薄，更是浸染于笪氏书法的结果。除笪、董二人的影响外，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王文治中年以后潜心禅理，对于有关佛经的书法尤其用心关注。他曾收得张即之的写经墨迹，临摹学习，因此其书风与张即之、笪重光一样有用笔扁薄的特点。

　　王文治喜用长锋羊毫和青黑色的淡墨，这与他的天然秀逸的书风有表里相成之妙，故清代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说：“国朝刘石庵相国（指刘墉）专讲魄力，正梦楼太守（指王文治）则专取风神，故世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称。”钱泳亦将他与刘墉、梁同书作比，认为王文治中年得张即之书迹临摹，流于轻佻一路，而欠庄重。此论虽取贬义，但对王文治的书风的比喻，还是比较精当的。从传世真迹来分析，王书运笔柔润，墨韵轻淡，行间布白，疏朗空灵，气格风神极其轻佻，近于董其昌的书风而更加妩媚，倜傥风流的境界是作伪者难以仿效的，莫怪当时竟有“天下三梁（指梁同书、梁衍、梁国治），不及江南一王”的说法。

　　据王昶《湖海诗传》称：“禹卿（王文治）尤工书，楷法河南，行书效《兰亭》、《圣教》；入京师，士大夫多宝重之。”

　　其实，王文治二十多岁时就书名遐迩传扬。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全魁、周煌出使琉球，两位使臣仰慕王文治书名，特意邀请他同行，王文治欣然答应。琉球人素好书法，得知王文治是中国书法名家，纷纷重金求书，视为至宝，十分珍重，一时间王文治在琉球书名风靡。当时朝鲜人来华，专门以金饼购得王文治书法以归，其书法声名远播海外。乾隆皇帝南巡江南时，在杭州寺庙中见其所书《钱塘僧寺碑》，大赏爱之。由于乾隆皇帝的赞赏，王文治的书法声望一下大大提高，广为流传，亦为时人珍爱。日本很多博物馆至今都珍藏着王文治真迹，王文治还著有《梦楼诗集》、《论书绝句三十首》等。

王文治 行书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