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历来是文人墨客的一种雅集形式。在古代，求跋和题跋均非一般书画工匠所为，而是具有较高身份和地位的文人之间的一种文化行为。也即是说，求跋者让题跋者写跋，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行为和艺术行为。而题跋者，一般均是当时文人圈子里具有较高威望的名流或贤达，品行恶劣者一般是不会让题跋的。而题跋本身也是检验题跋者文化底蕴和书法功底的体现。

宋徽宗“天下一人”花押及题款

　　在书画史上，明清文人题跋者较多，但明清文人的题跋一般均是当时的收藏家对所藏书画藏品的鉴赏跋或收藏跋。因此，在书画鉴赏中，跋语也被作为书画鉴定的重要标尺。如被收入清乾隆年间的《石渠宝笈》就是一部收藏有历代书画珍品的著名著录，近年来屡次上拍并被拍出高价的书画珍品，其中大多即出自《石渠宝笈》。《石渠宝笈》之所以被作为当今艺术品拍卖市场的一个标杆，其中主要一点就是,其是乾隆皇帝的御藏文物，且每幅藏品上均有乾隆的题跋。但近年来也有专家不断指出《石渠宝笈》中所录藏品的真伪性。

　　此处且不管《石渠宝笈》所著录藏品的真伪，单说乾隆的题跋。

　　乾隆是一个有些才华但才华平庸，却又喜欢附庸风雅的皇帝，他一生钟情诗文书画，写了五千多首诗，但几乎没有一首流传，他到处题字，翰墨无数，但乾隆的书法用专业的书法审美标准来评价，可以说几无格调和气息可言，也缺骨少力，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肉乎乎的”。但乾隆的书法为什么一再受到当今拍卖市场的追捧，原因并不在于他写得有多好，而在于乾隆的帝王地位以及其在拍卖市场上的人气。乾隆不但喜欢写书法，而且喜欢题跋。几乎所有他收藏过的书画珍品，他都题过跋，而且有些还题了好几次。以乾隆的才华，小小跋语的文学价值当不在话下，但其书法功底却不敢让人恭维。乾隆收藏宏富，按理说其鉴赏功夫当属一流，然颇让人疑惑的是，其书法却功力平平，而且打眼的藏品亦不在少数。题跋与纯粹的书法创作相比，难度更大，更见书者书法、文化和文学功力。有些书法家字写得很不错，但是由于文学和鉴赏功底很差，所以所题之跋水平拙劣，缺乏文学价值，有些题跋者跋语内容尚可，但书法水准欠缺，也影响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

　　当然，乾隆的书法水平一般，不等于古人题跋水平就一般。在过往文人收藏家中，不乏鉴藏高人，如古之赵孟頫、董其昌、傅山、王铎，近之张伯驹、梁启超等，都是大藏家，又是大书画家，经其过眼之历代珍品成百上千，且其题跋水准亦属一流，可资今人借鉴。

　　今世之书家或名流，喜附庸风雅者甚多，但大多只是粗通文墨，甚至不通文墨，却又喜欢到处题跋，结果闹出不少笑话。要么所题之跋毫无文学功底，要么喜欢胡吹乱侃，要么书法粗糙，张牙舞爪，毫无审美可言。当今之画家不善书，那么，题跋似应是书家之专利。然当世之书家由于不谙文墨，其所题之跋缺少文化内涵和文学修养。但收藏家题跋也未必称精。今日之收藏人士，堪称家者寥寥，且收藏家善鉴不善书，看的功夫尚可，若论笔头功夫，却未必在行。所以，有时我们看很多古代书画珍品，一看藏品很精到，但再看其后之今人鉴藏题跋，却已然格逊一筹甚至多筹，与藏品本身格调相去甚远。可以想见，一幅古代书画珍品，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跋语，则如画龙未点睛，终一憾事也。今世鉴藏家如王世襄、谢稚柳、史树青、启功等，均称书法大家，且均与当世之书画大家过从甚密，经其过眼之精品不在少数，其中，王是学界名宿，又是鉴藏大家，其学识宏富，著述甚多，于古建筑、古家具、古器物、古书画、古诗文、古音律等方面皆有较深造诣，被誉“京城第一玩家”，其书法儒雅氤氲，是典型的学者书法，题跋堪称精到；谢是画家，其画名著于书名，与张大千、溥心余、于非闇等相交甚笃，因其精鉴藏，经其过眼珍品万千，故其题跋亦颇有可观者；史生前为我国鉴定界国宝级人物，曾为国家抢救文物无数，鉴藏功底深厚，书法亦儒雅俊秀，是典型的文人书法，其跋亦非俗品；启古文字和鉴藏功底尚可，但法书俊秀有余，苍劲不足，此数者中，王、谢之题跋堪称精品，可为一观也。启功古文功底精湛，鉴定水平差可，但其法书妩媚有余，厚沉不足。此外，如香港、澳门学界泰斗饶宗颐、梁批云等，因其学识宏通，又精书画艺事，为今世学者书家之楷模，其题跋皆称上品，颇有可观者。余皆不足观。

　  总体来说，题跋者必须具备书法功底、文学功底和鉴藏功底三种知识素养。而这其中，又是多年人生阅历与审美积淀之结果。当今书家中，真正懂题跋者，少之又少，而题跋堪称精道者，则更为寥寥，总而言之，主要还是文学功底和鉴藏功底欠缺所致。相比之下，收藏家的题跋水平当较高一筹，但正如前所述，由于当今收藏家善鉴不善书，故题跋称精者亦乏善可陈。而画家则更等而下之了。

　　当今书家之所以不善题跋，或题跋不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展览影响，追求短平快和平面化的展厅效应和视觉效应，不读书，少读书，缺少文化内蕴，而且不喜写小字，或者说写不好小字，而跋语相对于正文而言，都比较小，正因其小，才更要在笔力上追求精妙。但当今很多书家都是靠展览获奖出身，本身文学修养欠缺不说，他们喜写大字，或者一味求新求变，求怪求奇，或者是将自己刻意地置于创作的状态，而这种创作很多时候成了一种做作，却忽视了对书法本质的追求。

　　但现实往往不会按我们预定的方式去呈现。很多时候，一些人往往越是水平拙劣，却越是喜欢到处题跋。在求跋者与题跋者之间，往往存在着某种有意无意的共谋，即求跋者往往需要在题跋者那找到一种提升自己的途径或方式，通过题跋来抬高自己身价；而题跋者也能通过题跋的方式对求跋者的作品指点一二，这样也可显示其文化身份。如是正当合理的行为，这当然无可厚非，因为好作品终究需要被推出，终究需要伯乐，但问题的关键是，当今的很多题跋，往往充斥着太多伪情感、纯功利、非艺术或非文化的因素。一般来说，外行人找内行人题跋者甚众，乃是因为，外行人往往借助内行人的话语权，来增加自己作品的文化和学术含量，从而提升自己的市场价值。但更有甚者，很多外行人竟然也为内行人题跋，这就成了当今书坛画界之一怪现状。内行人求外行人题跋，往往看中的并不是其法书水平或专业水准，而是其艺术之外的权力。这种情况容易在圈子里闹笑话，很多艺术水准低劣之作，也被题上了跋语，而这样的跋语竟被堂而皇之地展示于众，被当成了精品。外行人借助内行的话语权，混淆了公众的审美，并在市场上招摇撞骗，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忽悠。

　　北京，被认为是中国许多书画家闯荡、游历和寻找梦想的天堂。当然，既是天堂，也是地狱，许多渴望成名成家的人，都希望在这片土地上能实现梦想。但，也正因如此，成就了许多忽悠的“人才”。许多游历京华的书画家，不是攀附权贵，就是结交名流。结交名流，对于当今的许多没有太大名气但又希望获得上升空间的书画家而言，便成了一种附庸风雅，因为书画家最没文化，也最怕人说没文化，于是，便只能拼命地结交名流和权贵，结交权贵是为了能让自己的字画获得更多经济上的资助，结交名流是为了能抬高自己的文化品位。我就遇见一位书家，30岁不到，字写得狗屁不是，却喜欢到处钻营，四处求名家题字题跋，自己所求的名家都称老师，于是乎，名家都纷纷为其题字题跋，而其简历上也写着师从某某某某名家，京城近半名家都成为其师傅，尔后还集结成册出版。很多所谓的名流一是眼光拙劣，难识好货孬货；二是求利心切，心甘情愿被忽悠，只要收钱就写，于是题跋成风。这样，一些缺少文化和艺术价值的假跋劣跋遍地盛行，搅乱了书画市场。我遇到一位甘肃没有名气的书家，喜欢写写画画，激情有余，但功力不济，基本功尚未过关，就四处找人题跋。他声称，我这字这画，只要随便找个人题个跋，就会在市场上卖到多少多少一平尺。甘肃是中国书画市场的繁盛之地，许多中国书画家的字画都在甘肃畅销，尤其是带有中国书协会员资格的书家，其作品在甘肃市场基本上畅通无阻。然而，也正因如此，甘肃的书画市场有时也一度低端化和极端化，只要带有会员级别以上的字画，甘肃市场都认。这造成了水平低劣者比比皆是。当然，让名家题跋，然后在甘肃出售，这还算得上是一种文化行为，甘肃人对名人字画的喜欢，确是出于骨子里的。但这种题跋如果过多过滥，也容易造成优劣的混淆。

　　古时文人之间的互相题跋，乃是一种文人雅集，而今日之求跋与题跋，显然已没有了那种文人之间的纯艺术行为，而更多的是一种市场共谋，是书画家为了拼命抬高自己市场身价的一种拙劣手段。自古人品高洁者，不会随意为人题跋，无论是题跋者还是求跋者，都需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文化身份。一般而言，文化身份较低者不会向文化身份较高者随意求跋，这是古之文人的一种洁身自好。然今之书画匠，尚未学过几天字画，便到处找人题跋，然后拿到市场上去招摇撞骗，可见今之题跋者和求跋者文化修养之低。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