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嘛崖与洮砚

    在甘肃省卓尼县的山壑沟谷间，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名叫喇嘛崖。此崖峭壁耸立，洮河水紧贴崖底流过，崖顶与水面的垂直高度约500—600米。喇嘛崖得名的原因有三：一是其外形像一顶喇嘛僧帽，二是在宋、明年间有人曾在此洞口凿过一尊喇嘛神像，三是传说中的砚工祖师是一位学识颇深的喇嘛。但真正使喇嘛崖名扬天下的却是这崖中之石（被誉为洮河绿石）刻成的砚台———洮砚，是中国三大名砚之一。

    洮砚的产生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以石色碧绿、雅丽珍奇、质坚而细、晶莹如玉、扣之无声、呵之可出水珠、发墨快而不损毫、储墨久而不干涸的特点名誉海内外，历来为宫廷雅室的珍品，文人墨客的瑰宝，馈赠亲友的佳礼，古玩中的奇葩。

    出甘南州合作，沿古唐蕃古道东行，我们翻山越岭，过临潭县城，进入该县新城镇，到卓尼县洮砚乡还有45公里路。途中要翻越一座大山，这山路崎岖难行，夏季雨后的山顶白茫茫一片，司机小心驾驶，缓慢前行。开始下山时，眼前隐约可见洮河水的波光在闪现，洮砚乡便在那河的对岸。

    挖日沟村是洮砚乡政府所在地，又是洮河东岸各村庄出山时的必经之地，自然也就成为洮砚的中心。时逢集日，乡政府门口的这条大道上满是商贩行人，几经周折，才将车艰难地开进乡政府大院。乡领导介绍说，洮砚乡每年开采砚石8万公斤，从事砚台加工的人员有750人，年约加工砚台2250方。

    洮砚之石取自该乡喇嘛崖的危崖之中，可谓取之艰难；去喇嘛崖的十几里山路也颇为崎岖，可谓行之艰难；洮河绿石砚柔而硬，可谓刻之艰难。沿挖日沟村顺洮河西行向北，即进入石门峡。这峡原来只有流水的路，没有行人的路，两岸石壁峭立，两山间相距约百米。峡里的人为进出方便，硬是在山腰的碎石残壁上开了条路，使内外相通。

孙满仓的儿子和儿媳

    危崖之中行路难

    过卡固村，进那日沟村，再从水泉湾向北约1公里，即是久负盛名的洮砚石料圣地喇嘛崖。

    此崖峭壁耸立，崖顶与主峰之间是裸露的岩石，陡峭之状仿若刀砍斧斫，洮砚石料就分上、中、下三层夹在其中。崖脚直插水底，下层石料距水面仅数米。明、清时曾掘坑采石，当时采石者须等到枯水期编制木筏才能靠近石洞，然后紧贴水面开采取石，如今已无人开采。中层距下层约30米，据说是宋代老坑所在，但旧洞口已难觅踪迹。上层距中层约50米，矿层的厚度居三层之首，约在0.6—1.5米之间，但石质却居三层之中，现存三个洞窟，为目前洮砚石料的主要开采点之一。

    从山间小道到喇嘛崖第三层开采点，走的是一条几乎不辨踪迹的小路，乱石滚满的山坡将人引导着下行，半坡上一棵孤零零的矮松是参照物，也是采石人劳动间隙时休息的地方。石料坑洞极为隐秘，藏在山缝之间，宽约0.8米，高约1.5米，仅容一人低头弯腰进出。

    洞内伸手不见五指，阴气袭人，洞外酷热，洞内阴冷。洞内两边，都是采石者从深处背出来的废石，整整齐齐地撂在一起。岩顶均有不同程度的开裂，而保护措施却是支着几根已压弯的木头，这让人极没有安全感。再走几步，人仿佛进入深不可测的地狱，提心吊胆地时时想着：会不会有块巨石突然坍塌……

    石料的开采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洞窟采掘，二是露天采掘。洞窟采掘，就是直接从岩面开洞口往里平着开采，边开边支护架，难度大且危险。虽采石极为不易，但洞窟深处之石滋润温嫩，未经风化，质量上乘，故采石人多被石质所诱，甘冒风险。露天开采是取洮砚石料的露头部分，相对容易，但石料长年风化，质量较差，使用价值不高。采石工艺原始，采取凿剥之法，当地谓曰“錾石头”。“錾”石料所用工具有钢钻、钢凿、大小锤、钎、钢锲等，还要用背斗、筐、铁丝兜等容器装运石头。

    背斗是当地人生活中的必用品，用竹蔑、藤条、柳条编成，使用时用两条绳索背在背上。旧时的采石者几乎人人背个背斗，去时装工具、干粮，采石时搬运废石，回来时装运石料。现在，运石大多用自行车、人力车、拖拉机。特大石则顺崖坡用绳子缓缓放下，用皮筏装运，沿洮河漂至下游易搬运处，再装车运回加工。大的石料有时候重几吨，运出深山极不易。

    采石人的心灵独语

    在喇嘛崖第三层石料窟的一个宋代老窝子里，我见到了那日沟村的采石人杨八旦。他的这个洞窟已半年多没开采了，今天来只是想到里边清点一下工具，看看洞子里有没有变化。提及采石的事，杨八旦说：“人都是娘养的，采石人一年365天在黑暗中度过，危险随时会来，生命随时会结束，所以，我从不让娃们进洞子。要死，就让我这老东西死吧，别把娃的命也搭进去。”   

   刻砚人

    杨八旦的搭档是同村的杨福昌，这个52岁的汉子年轻时却有个“野人”的绰号。年轻气盛之时，他一拳能把人打个跟头，一天曾砍倒20棵大树，一人能从宋代的老坑中背出300斤的石料。如今家里两院全木结构的房子，共有50间，都是打石头打出来的。2001年1月18日，杨福昌差点死在洞子里。那天和往常一样去采石，突然一块炕桌大小的石头从洞顶坍塌下来，砸在他肩膀上，他眼前一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10分钟后，搭档杨八旦把他从石头下解救出来，这才从喇嘛崖捡了条命回去。从此，杨福昌再也不敢去采石头了，家里的两间房子里，满满当当地垒着上好的老坑石料。他说：“一下子全卖掉，给5万元就好！”想起被砸的事，他仍然心有余悸。因为十年来，这里已有4个采石人被坍塌的石头砸死，他说：“我能从死神那里回来，这全托了佛的福了。”

    杨八旦没了搭档，也只好在家休息。两个人寄予希望的宋代老坑，静静地候了他们半年，里面的油灯、铁锨、铁凿、背篓等工具仍留在老坑深处，没有两个人发话，别人谁也不会去那个洞里采石头，这是采石人的规矩。

    静坐在老坑深处，杨八旦喜欢这里的一切，熟悉这里的一切，也惧怕这里的一切。他说：“你听，这石头也是个活物，它有生命，它一直都在长呢！”这并非一般人所能悟得，它是一个采石人在黑暗之中与石头的对话，心灵的独语。石料层的分布是延伸向前的，而他们的坑道正是顺着这石料层向前拓展，如今已60米深了，却似乎是永无尽头。

    刻砚人家的希望与哀愁

    说起刻砚人家，挖日沟村孙满仓家可算是其中的代表了。孙满仓50出头，头脑灵活，在外奔波推销砚台好几年，他的女婿窦尕胜学习刻砚已有7年时间，在村里算传统工匠中的佼佼者。孙满仓的儿子孙宏伟跟着姐夫学手艺，外带另一个学徒共3人，便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刻砚作坊。孙家院里，一字排开三张工作台，个个忙着“铲砚台”。他们均穿件医生用的白大褂，在右肩部缝上厚厚的一层垫子，把铲刀顶在上面用力。天长日久，肩部被磨出一片青黑色的老茧。每天早上，吃过早饭，便开始刻砚，一直到下午，天天如此。平均每人每月刻砚一方，由孙满仓拿出去销售，各赚工钱，分取销利，一年下来收入约万元。

    在挖日沟村，几乎家家刻砚，工艺水平各有高低，收入也不均等。村里人吃的粮油蔬菜基本上都从外地购进，而刻砚台却是村民们的生存之路。据载，砚工自宋代起就分布于石料产地周围的村寨。当时，以制砚为业者甚少，只有喀日山、上达窝、那日沟、卡因等村有数名专制贡品的砚工。明代，刻砚业蔓延于军垦、农垦中的屯军、农户间，以刻砚为生者大幅度增长。清中期，洮砚处于产销两旺的境地，清末，洮砚制砚业日趋萧条，有名的砚工很少。一直到近年，制砚业才重又兴起。

    在洮砚乡，出外打工的人员很少，他们一方面继承发扬传统的刻砚技艺，另一方面则投师学艺，拓展刻砚技艺。民间刻砚技工中，大多数人仅以工匠的眼光去拓石刻砚，并不过多追求艺术价值、构图、刀法等，只是依照师傅的样品仿制。

    挖日沟村现今有4人在当地十分出名，也被当地砚工和市场所认可，他们分别是张建华、张建才、张克俊、卢宝林。这4人的作品刀法细腻，构思精巧，并注意在砚台制作上注入现代意识和审美观念。其中最出色的当属张克俊，这位曾在甘肃工艺美术厂和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学习过的青年砚工，往往能悟出精美巧妙的构思，使作品具有了强热的现代特征，显得很有风格和品位，与传统手法和意境形成明显区别。村里人评价他是“正规学习过和自己瞎琢磨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现今，书艺正在失去实用价值，作为文房四宝中的砚台也只能成为一种工艺品或是礼品流传于商品世界。作为中国三大名砚之一的洮砚，其出路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而作为一个已被立项的“九甸峡工程”，随着水库的修筑和大坝的蓄水，喇嘛崖将作为库区的一部分被水全部淹没，那时的洮砚石会真的变成“洮河水底石”了。虽然有识之士们曾提出过“在喇嘛崖前修筑防护大坝以保名砚石料场”的大胆建议，但这样的设想会得以实施吗？而洮砚乡，这个以物产为地名的地方，若是真的没有了洮砚，它的将来会是什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