洮砚

洮砚

    洮砚，全称洮河绿石砚，与广东端砚、安徽歙砚齐名，并称中国三大石质名砚。洮河绿石产于甘肃南部洮河中游与岷县、临潭县交界的卓尼县喇嘛崖一带的峡谷中。

洮砚简介

　　洮砚的生产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洮县以其石色碧绿、雅丽珍奇、质坚而细、晶莹如玉、扣之无声、呵之可出水珠、发墨快而不损毫、储墨久而不干涸的特点饮誉海内外，历来为宫廷雅室的珍品，文人墨客的瑰宝，馈赠亲友的佳礼，古玩库存中的奇葩。历代文人、学者、书画家对洮砚赋铭咏诗，赞叹不已。唐代柳宗元《论砚》记道：“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端、歙、临洮”。北宋著名鉴赏家赵希鹄《洞天青禄集》云：“除端、歙二石外，惟洮河绿石，北方最贵重，绿如蓝，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砚，然石在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为无价之宝”。宋代大文豪苏轼、黄庭坚赞叹洮砚：“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久闻岷石鸭头绿，可磨桂溪龙文刀，莫嫌文吏不使武，要使饱霜秋兔毫”。当代书法大师赵朴初题诗：“风漪分得洮州绿，坚似青铜润如玉”。

洮石的种类

　　制作洮砚的洮石有数种，一是鸭头绿，也称“绿漪石”，色泽绿，有水波状纹路，石质坚细，莹润如玉，是洮石上品。如在绿色纹路中夹杂黄色痕迹者，则更名贵。二是鹦鹉绿，色泽深绿，石质细润，其中带有深色“湔墨点”的惹人喜爱。三是柳叶青，色绿而又带有朱砂点，石质坚硬。四是淡绿色洮石，具有渗水缓慢的特点。洮砚全称为“洮河石砚”或“洮河绿石”，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因砚材产自洮河，洮河源于古时洮州，故名“洮河石砚”，简称“洮砚”。用洮河之石制作的洮砚，发墨快、研墨细、不伤笔毫。洮砚之名贵除了石质优良和色彩绚丽的优点外，还由于砚形繁多，雕刻精细。洮砚的砚式端庄厚重，古朴典雅，在工艺上有不同于其它石砚的独特风格。在所刻粗细得当的线条内填上黑色，这是洮砚不同于其它石砚的一大特点。

洮石的作品

　　洮砚色泽雅丽，主要以绿色为主。有色深绿而带有水波状纹路的“绿漪石”；有绿色纹路中夹杂着黄色痕迹的“黄标绿漪石”；有绿中带深色墨点的“澈墨点”；有色绿而带有朱砂点的“柳叶青”；还有一种色如红玫瑰的“? ”……在这诸多的桃石中，尤以“黄标绿漪石”最为名贵，古人曾有“洮砚贵如何；黄标带绿波”的赞咏。洮砚可以因材施艺、因色构图，雕琢成各种精致文雅，古香古色，独具一格的工艺品。其制做要经过下料、制坯、石刻等工序，所使用的工具有刀、锯、锤、铲、錾、铁笔、水沙等。洮砚品种上百，有圆、椭圆、正方、长方等各种形状。不但有仿宋代的“抄手砚”、“太史砚”、“兰亭砚”、“凤字砚”、“神斧砚”、“石渠砚”；仿明代的“十八罗汉砚”、“金钟砚”、“古鼎砚”、“古琴砚”；仿清代的“黄标飞龙砚”、“清泉砚”、“孔雀砚”、“石鼓文砚”等，还有近年创新的“二龙戏珠”、“龙凤朝阳”、“虎出山林”、“犀牛望月”、“挂角读书”、“牧童放牛”、“喜鹊站梅”、“岁寒三友”、“八仙过海”、“青蛙戏水”、“鹿鹤松”、“龙钻云”、“马超龙雀”、“莫高窟石窟”、“嘉峪关雄姿”、“麦积山风貌”等。各种图案形状，不论拟人状物、比鸟喻兽、类山临楼，均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这些精美绝伦的洮砚，远销日本、东南亚等地，是国际市场上享誉极高的珍品。

历史追溯

　　洮砚历史悠久，在宋初就闻名于世，历代作为贡品而显赫于当时宫庭或权贵之书房中。金朝诗人元好问就曾有诗曰：“县官岁费六百万，才得此砚来临洮”，继之宋时大书法家黄山谷又对洮硕有“洮州绿石含风漪，能泽笔锋利如锥”的评价，益发验证了洮砚的优异，苏轼的《洮砚铭》：“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郡洮岷，至中国”的题记，更加赞誉洮砚的肤理缜润，色泽雅丽；元明的以后的赞誉更是连声不辍，而且日本昭科14年出版的《书苑》封面上就连刊有“宋洮河绿石大砚”的原物照片，又说明洮砚在国外的影响之深，至今仍在我国、日本、东南亚及世界各国作为珍品使用或馈赠

　　洮砚石料矿的开采历史将近千年，矿区的所有权在历史上屡易其主。 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王陬上平戎策，议取西夏及河湟洮岷诸边地，招谕羌、戎、氐诸族之民。被宋神宗任以秦风路经略使司，复河陇，筑古渭堡为通远军。熙宁五年七月，引兵屯于渭源堡、乞神堡，破蒙罗、角抹耳、水巴等族，尽复洮水以东、渭水、漫坝河流域之会川诸地。紧接著又打通了狄道(今临洮县)、岷州(今岷县)两地。洮水东北遂尽归大宋所有。其间，会川土司阿哥潘率其原乌斯藏旧有部落归附朝庭，被御赐国姓为赵，封赐统　洮河东岸藏巴哇一带直至狄道衙下集一带的番民部落。今藏巴哇地区当时就是赵土司所管的上下三咂部落。沿洮河一带的老噢什地区，东岸的部落也尽为赵土司所得，西岸仍由吐蕃的零散部落占据，宋熙宁六年三月，王陬取柯诺木藏城，沿东南穿露骨山入洮州境，击瞎征降伏，洮州遂平。洮砚石料矿遂为老噢什部落公有。王陬当时为洮、岷、河、湟诸处的最高地方军政长官，部落首　们多献其方物土产以取悦。洮砚因之转入王陬及其部下手中。他们为了结好朝中显贵权臣及文人学士诸友，大量采购洮砚，作为带往京地的方物土产，　赠他人。洮砚一流入朝中，立即被苏轼、黄庭坚、张耒一般文士所赏识，倍受宠爱。洮砚身价一哄而起，珍贵无比。部落首领一看洮砚石料居然受朝庭如此恩遇，视若珍宝，即将其据为已有。暨后一百多年中，当地部落虽然时附时叛，洮砚石料和刻制的砚台却利用洮州、岷州、河州设立的茶马交易场所开始向全国流通。各地商贩也为流通疏理了渠道。使当时的流量大大增加，增强了洮砚的知名度。金大定十四年起(南宋淳熙二二年、西夏乾硝五年、公元1175年)，洮州地盘分别为金、西夏及洮州番部十八族所有。部落间轮番作战，早复晚失。老噢什地区(今洮砚)名义上同时受赵土司(当时已降金)、金熙河路、西夏国河湟诸路管辖，但因地处偏隅，谁也不管。洮砚矿区的真正主宰、所有者仍是当地部落的小首领。此阶段战事纷沓，交易经营渠道又梗塞不通，洮砚石料矿的开采、制砚业几乎陷于中断、停顿的状态。部落首　左右逢源、四处讨好以求生计，无暇顾及石料矿的管理，任人随意开采而已。整个元代也维持这种状况，直至明洪武初。

　　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78年)，洮州资堡部落首领昝南秀节投诚内附，总兵李文忠申报朝庭，赐昝南秀节洮州千户所世袭百户。于原番部十八族中实授百户辖民统之，老噢什附近居民中也有部分属民，洮砚石料矿也即为其开采、制造贡品而效力了。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卓尼族部落首　些儿地内附，并于永乐十六年受封于朝庭，授指挥佥事武德将军　，实授千户所世袭千户之职，原洮州十八部番族尽归其所有，老噢什尕中各族、村寨的番民绝大部分归顺于新土司，纳儿、达窝等村的大部分土地为其所有，喇嘛崖石料产地也自然而然地落在土司的管辖之中。明正德初年，土司旺秀调京晋见，被赐姓杨名洪，自此称卓尼土司为杨土司、亦称卓尼所有辖区的所有百姓为杨家百姓、洮砚石料自此即为“杨家洮砚”了。

　　历代杨土司深知洮砚的珍贵，对矿区开始严加管理，规定：凡采石者必须以土司衙门的尕书(相当于今之介绍信)为执照，知会驻纳儿村的老噢什旗总管，再由总管通知达窝村的采石工去采石。绝不允许其它人无照采石。达窝村民除担负采石任务外，同时负有监视、保护石窟的职责，经常派出专人守护，“但闻窃石之声，即纠合村民，前往制止，丝毫不予通融”。

　　为了加强对矿区的管理和保护，防止当地村民和外来人等的非法采石，土司和当地的头目除采取严厉的行政手段外，还通过寺院等宗教机构，传播封建迷信思想来束缚人们。他们在洞窟门边的石岩上凿一块极大的喇嘛爷神碑。购石者必须在采石前向“喇嘛爷”献上一只绵羊，并在碑前祈祷祭祀后，才能进洞采石。否则，据说不仅采不出好石，而且还要遭到不幸，当地还要遭受冰雹之灾。对这些迷信观念，谁也不敢贸然去作试验，民们深信不疑，不仅自身不敢丝毫触犯，并且严格制外人，不得擅自行事，有违神明。土司的这一措施，适应当时、当地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虽带有一定的欺骗色彩，但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管理方式。在此阶段内，洮砚石料的滥采乱掘现象得到了控制。对保护、节约资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促使当时的洮砚石料仅以三条流通渠道往外输送：一是老噢什村民将采得的上等石料交给土司衙门，顶替当年的部分差赋徭役，土司衙门中的专业砚工们，在收到石料后，专门雕刻贡品和土司用来结交权贵、亲友、学士文人的礼品；二是外地商贩中以贩石、砚为业者，设法求来土司尕书、直接去老噢什矿区采购石料，然后卖给新城等地的砚工制砚；：三是本地的采石工将每次采得的石料，挑去给土司的贡品、购石者的售品，所剩质量、体积稍不合规格者，廉价售给本地砚工制砚。这些石料中，由于有“近水楼台”之利也会有意混入相当数量优质石料的。以上三条渠道中，每年流出的石料，约折合砚台六百余方。(据清光绪三十四年土司衙门的统计)。

　　民国后期，朝政腐败，横征暴敛，更加战事不断，烽烟四起。土司为了八面应付，谁也不敢得罪，只有加重对其属民的盘剥和榨取。作为贡物的洮砚，年　数猛增。到民国25年(公元1936年)前后，年流通量近千方，其中一半以上属土司衙门对外的贡、赠品。石料　求、开采量也相应增大，对矿区的管理逐渐趋于混乱，采掘全以眼前利益为准，杀鸡取蛋，资源浪费严重。很多中、下品石料得不到综合利用，全被弃掷、风化。数眼优质矿石洞窟被毁坏、坍塌而不能采石。洞窟、岩坑无长远规划，仅容单人爬出爬进，更谈不上什么安全支护设施了。整个矿带，在十数年间被凿剥得坑坑洼洼、疮痍满目。

　　建国初期，这里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洮砚矿区随著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而归农业社集体所有。石料亦由集体采取，作为集体的一项副业收入而出售经营，矿区管理又逐渐趋于稳定，混乱局面也予以扭转。一九五八年初，“引洮上山”工程动工，整天炮火连天，土石飞扬。沿工程渠线的山坡村寨多被土石掩埋，无人再顾及洮砚石料的存亡了。喇嘛崖也被当时“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气势所摄服，乖乖让人腰斩了自己，就连历来让人顶礼膜拜的“喇嘛爷”神碑也被炸得不知去向。原有的采石洞窟被碎石流砂淹埋。在近乎两年半的日月里，人们一方面被当时的狂热气氛所陶醉，忘乎了洮砚；另一方而被引洮工-—程的炮火所阻隔，断了流通渠道。致使洮砚石料的开掘和雕琢几乎中断。

　　一九六零年初，引洮工程在严绘的自然灾害面前被迫半途下马。当人们从狂热中醒来后，面临的是生存的威胁和挑战。生存欲望驱使砚乡的人们在令人头晕目眩的喇嘛崖畔，重新踩出了一条比以往更危险、更崎岖的小路。在半崖的流砂、滚石中，又凿出了几个仅容人身躯爬行的缝　，在这些毫不惹人注目的洞穴中，重新采取出了稀世珍宝——洮砚石料。在此阶段，洮砚石料矿就由人们自由采掘了，石料经当地砚工辛勤雕琢后，去换取一些粮食、面粉。就这样，从六零年到六四年初，洮砚石料矿区虽属纳儿大队的辖区，但处于无人管理的状况，谁想采石都行。这时的砚台销售行情处历史最低水平。采石工们都不愿去开采出售石料，而由有些砚工自己来此采石。每年开采、雕刻砚台仅三百余方。矿区虽属洮砚乡纳儿大队所有，但因砚台行情不佳，引不起大队对矿区的管理兴趣，放任村民们自由采取，让洮砚石料加入生产自救的行列，为砚乡人民的生活贡献一点力量。这时石料的流通渠道只有供新城、岷县、扁都及本地砚工使用。砚台的流向也仅辐射到以上地区。一九六四年初，历代居住于扁都、党家沟等处的老砚工们也重*旧业，利用农闲时节早晚抽空雕砚，洮砚的产量和石料的　求逐渐同步回升。

　　一九六四年底，甘肃省工艺美术社增设了洮砚雕刻业务，并在纳儿村组织民间刻砚老艺人成立了个加工点，石料的　求量猛增。产地洮砚乡和其属地纳儿大队立即收回了石料矿区的管理权，严禁私自采掘。并在喇嘛崖矿区开发扩大的同时，增开了丁尕、水泉湾、青岭山、纳儿等处矿点。纳儿大队所属的丁尕、卡古、上下达窝各队的主要劳力全部抽调开采矿石。当时以产量为第一，狂轰滥炸，大打“人民战争”。虽然曾使洮砚石料的开采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却使石料资源遭到很大浪费。由于大面积的爆破轰炸，使开采的三分之二石料变为　粉。很多小块石料因不够收购标准规格而弃置河底。仅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间浪费的优质原料，足够本地十年的生产用度。如能合理开采，综合利用，其经济价值可比当时增长五十倍左右。

　　一九六四年前，矿区还不通汽车，省工艺美术厂收购的石料，都由人力背至青岭山顶，越炭笼牙豁出圈滩沟，再装汽车运往兰州。运石者往返数次后，发现了“窍门”，直接在青岭山顶的砚瓦石咀采石，并在石料中混入大量围岩杂石。由于青岭山石料的石质本来就不如喇嘛岩石，又混入不少杂石．致使厂家生产的砚台质量下降，销售价格猛跌，产品大量积压，资金周转困难，一度停止了原料收购，洮砚石料的采掘又萧条了。大队对矿区的管理也不怎么热心了。自从这次采石高潮过后，由于石料流通的主要渠道堵塞，产品滞销，更加“文化大革命”开始，国家封闭了外贸渠道。农村又大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经济，洮砚的主要产业工人——家庭个体砚工被迫停业、很多名砚工被没收工具、烧毁图样，世代相传的洮砚雕刻工艺几乎断了传承。在这种情况下，矿区也就没有什么管理的必要了，即就是将打好的石料放在那儿，也无人问津，更何况历尽千辛万苦、冒著危险前去采石了。

　　自一九八三年以来，卓尼县和其所属的洮砚乡都先后成立了洮砚工艺厂，用洮砚石料生产以砚台为主的各类民族工艺品。加之砚乡所在地哇儿沟附近的村寨，从事洮砚雕刻的个体砚工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原材料用量又达历史高潮。石料的产量和售价同步上涨，据一九八四年底的不完全统计来看，年产石料八万余公斤，销售约七万五千公斤。此年生产大小砚台五千余方，从事洮砚制作的藏族砚工约五百余人，参与石料和砚台贩运者近百人，洮砚石料及砚台生产盛况空前。

洮砚产地

　　因此地在历代曾隶属于陇西、巩昌、狄道、临洮、岷州、会川、洮州等处分别辖　。又因行政建置废置无常。区划变更频繁，以致关于洮砚石料产地的辖属，众说纷纭，各持己见，亦在情理之中。 历代关于洮砚产地的众说异议，归纳起来，大致上有以下几种说法： 产陇西之说。秦汉时此地属凉州刺史部、，陇西郡所辖，后代修陇西之方奉者，以此为据，因而断言曰：“洮砚出陇西”。又因隋唐时，此地隶属于陇右道，再加明清时洮州隶属于巩昌府辖　，巩昌府治在陇西，因有是说。此谓以府治称产地，犹如今之称“洮石产于甘南”者意同。产陕西之说。明初为始直至清雍正期，洮州卫均属于陕西都司统辖．。明、清间修史编志者，均以陕西统称，以省级都司治地称产地，犹如今之称“洮石产于甘肃”者意同。

　　产狄道(包括临洮)之说。秦汉以来，洮砚产地属陇西郡临洮县地。唐末直至宋钩时，此地被吐蕃占踞，称原洮州城曰临洮城。宋代文人对洮砚产地的史料记载均以此为据：“石在临洮大河深水之底”。按当时的建置疆域，并无讹误，但将此据移至今天运用就不合实№了，孰不知今天的临洮县之名得来于金代，距北宋尚缺五十余年(以宋神宗熙宁年与金太祖收国年匡计)。 《狄道府志》里也有“洮砚产狄道”的记载，其原因一据史料古今地名相同；二据产地附近的藏巴哇等地曾一度隶属于狄道府所辖。另一原因是建立在“产陇西”基础上的，秦汉以来的陇西郡治所曾屡设于狄道。

　　产岷州之说。其原因有三：一是产地石门峡口，旧归岷州所辖，而且刻砚的砚工大多分希在这些岷州地盘上；二是岷城有许多砚工，常从产地购石，于城内刻砚，充当贡品，久而久之，即成洮砚产于岷州之说，三是岷县离产地较近，贸易流通渠道畅通，是洮砚产品、石料的三大集散地河州、洮州、岷州之一。 　

  　产河州之说的原因有二：一是洮砚产地曾经一度属河州镇统　。其二是河州也是洮砚产品的贸易市场和对外交流的窗口。
 
    产临潭(洮州)说。则更近乎史实。卓尼虽久为土司统治，但行政建置仍以洮州、临潭冠之。加之历史上最初的临潭县治所在即今卓尼县境内的洮水南岸。整个明清时期，卓尼又统归于洮州辖　。且在清末民初时，产地附近的纳儿、哈古等村迁进了数户临潭昝土司的百姓，吃的也是咎家“兵马田地”，此处实№上成了昝、杨两家的插花地,只不过比重以杨家为主罢了。民国时期，卓尼在名义上属临潭县辖　，虽然无实但却有名。今天两县疆域隔河相望。其辖地源尼村距产地不上五公里。所以，历史上对洮砚的产地宣称为“出洮州”或“出产于临潭”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总之，历史上对洮砚产地不同名称的记载，虽众说纷纭，但都有一定的依据和历史原由，应均于认可。但有一点必须明了：在今天的记载里，必须忠实于现实，即洮砚石料出产于卓尼县境内。对三大名砚之一的洮砚，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称其为——卓尼洮砚!
   
洮砚矿石

　　洮河绿石开采雕刻始于唐而盛于宋。砚石主要产于卓尼县东北境内洮砚乡的喇嘛崖。该地居民系唐宋兴起的青唐吐蕃驻防于洮州东部董戬后裔留居老奥什和藏巴森石雕艺术哇等部落。宋初归属会川赵土司，元代为铁州，属陕西行省巩昌路临洮府管辖。自明代始属卓尼杨土司领地。

　　吐蕃东迁之前，卓尼地区本为羌、氐游牧之地，属洮州辖地，秦汉时洮州为临洮县地，属陇西郡，三国初雍州地，晋时为吐谷浑地，北周始置洮州，唐天宝时改属临洮郡辖地，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为吐蕃之地。

　　1、矿石形成及特点

　　砚石质地之所以极佳，是天然形成的矿石。据地质专家测定，形成于古生代的泥盆系，大约为四亿万年至三亿五千万年前。属泥盆系中水成岩变质的细泥板页岩石。

　　岩石结构细密，滋润滑腻，颗粒细，粒径为0.01毫米以下，密度为3.04／厘米左右。并含有多种金属离子，磨墨快而细腻发光。岩石经长期浸润水份充足，细腻光滑，呵之出水，砚堂盛水久存不干。故享有虽酷暑而倾墨不干之盛誉。其硬度适中，为摩氏三度，质硬而不脆，磨抹久经耐用。

　　其色泽美观典雅。颜色有翠绿、赤紫、暗红、黑等十多种，其色泽之美居诸砚之首。北宋著名词人张文潜在答谢黄廷坚赠他洮砚诗中赞美道：“明窗拭墨吐秀润，端溪歙砚无比色。”又北宋诗人晁无咎赞美砚石贵和氏壁：“洮河石贵双照壁，汉水鸭头无此色。”大自然中那鲜翠欲滴的绿色展现出一派盎然欣茂的勃勃生机，鸭头上的“鸭绿色”令人眼明心亮怡悦欣喜，绿色是洮石的代表色，洮石不仅色秀而且拥有圭璋之质。

　　洮石不但色泽美观，而且天然形成的石纹图案更显神韵。有的如惊涛骇浪，有的如平水微波，有的如云、气、点等多种自然图案，充分地显示出动感。

　　洮石性能卓越优良。石之美决定了砚之奇，洮砚贮水不耗历寒不冰，涩不留笔滑不拒笔，发墨快而不损笔，储墨久而味不腐，用之挥撒得心应手。当代国画大师黄胄赞曰：“万古洮石，磨墨为宝。昔日珍品，今日更好。”

　　2、矿石开采

　　洮砚矿石的开采和管理权，自唐以来几经更迭。宋神宗熙宁六年（1064），王韶平熙河，洮河东岸归属宋朝。会川土司赵阿哥昌率原乌斯藏旧部归附朝廷。附宗后皇帝御赐国姓赵，并封赐统领洮河东岸藏巴哇一带藏族部落。阿哥昌其貌甚伟，勇猛过人，金贞友年间（1214—1216），因功授熙河节度使。金灭后，随元太子窝阔台汗次子阔端遣兵西征，中统元年（1260），任叠州安抚使。八十岁卒于官，后代为世袭土司。宋元时洮砚的开采权归赵土司管，开掘石料少，生产砚台相应很少，砚台主要为土司官场应筹馈赠礼品。元代战乱不止，基本停止生产。金、元时每年只生产百台砚。明代，砚石的开掘管理权归属洮州卓尼杨土司。土司始祖噶·益西达吉系吐蕃聂赤赞布后裔，赤热巴巾赞布的大臣，后定居四川松藩。其后裔的兄弟二人，明永乐时率领其部迁居卓尼。至旺秀时，皇帝赐姓“杨”，名为“洪”，从此噶氏家族改姓为杨。

　　明永乐二年（1404），原洮州十八部落和老奥什部落归属卓尼杨土司。随之喇嘛崖砚石开采权归属杨土司。土司衙门对石料开采管理极严，不让滥采乱掘，规定专人开采，开掘者必须持执照，极大地保护了石料资源。

　　到了清代，自同治之乱起二十年间，屡遭战乱，石料产地农民离乡背井，逃往陇南各地避难。砚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至后来返乡时，砚雕艺人因病等原因减员到十不存一。砚工子弟们只好以掘石向附近地区出售维持生活。

　　到了民国时期，社会需求量增加。至民国二十五年前后，年生产量达到近千方。由于大量乱采，导致管理制度哄乱，石料资源大量浪费。

　　石料开掘极其艰辛，历代石工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砚石矿藏于喇嘛崖山洞中，其中耸崎于洮河之滨，三面环水，水流汹涌奔腾，海拔高度2939米，高寒缺氧，常人难以涉足，从悬崖壁进入山洞，雨季河水涨至洞口。石工们用油灯或烛光照明进洞，弯腰弓背支起护架，除此无其他防护设备。然后用钢钎铁锤采掘，采到一块石料绝非易事。北宋著名鉴赏家赵希鹄在其著《洞天清录》中叙述道：“除端歙二砚外，唯洮河绿石北方最为贵重。绿如兰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然石在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至，得之为无价之宝。”可见洮砚之难得。

　　解放后，当地政府对洮砚生产较重视。矿石开采权由集体所有。1964年，甘肃省工艺美术社开办了洮砚雕刻业务，并在当地组织砚工设立了加工点。于是大力开采矿石，结果人为造成大量石料被损坏。文革期间，停止生产。

　　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洮砚生产迅速恢复崛起。生产队伍逐渐庞大，新一代砚工的兴起，新的生产技术的应用，洮砚文化产业欣欣向荣。据统计，仅1990年，洮砚地区开采石料约50吨，仅收入约5万元。

砚雕工艺水平

　　砚雕与玉雕一样，是一种艰苦细致的技术工作，从设计开始到完成工序是一次性的。没有熟练的技术难以雕成一方好砚。历代砚雕技工主要是父子传承，代代相传。他们把精美的作品奉献给世人，也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洮石以优良多彩的石质，精美的雕刻工艺赢得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赞赏。新中国成立以后，砚雕业如枯木逢春。国家大力抢救培植这朵古老的艺术奇葩，在保护的基础上，科学开发洮石资源。精美典雅，风格独异的洮砚多次在全国地方工艺美术品展览会、全国文房四宝展览会等展销中名震群芳，洮河名俏神州。当代著名诗词大师赵朴初先生曾对这颗重放异彩的砚林明珠倾情盛赞：“风漪分得洮州绿，坚似青铜润如玉。故人万里意殷勤，胜我荒斋九年蓄。”

　　藏族雕刻艺人经长期不断地创作实践，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砚雕中，流传下来丰富多彩的艺术图案。

　　石雕一般以砚雕为主，兼雕立体山水人物、香庐等物。一台砚从设计至雕琢完工，倾注了砚工艺人的心血。工序很复杂：首先根据石料的自然形态和大小确定要刻的图案，然后设计砚台构造、款式、装饰等，再按程序施刀。以先粗后细，从外至里，一丝不苟的精雕细刻。砚台由墨池、水池和盖三大部分构成。除了使用价值外，也很讲究艺术观赏价值。因此，砚工把精力倾注于图案的章法布局，产生科学自然的艺术美方面。砚工对砚盖的款式极为重视。盖面有名家诗词或题及落款，或是雕龙凤等。字体不拘一格，有楷、草、行、隶、篆，包括上、下、边款。装饰是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图案和文组成。目的突出主题图案，其次是搭配密切协调。雕刻素材内容广泛，包括山水、人物、龙凤、花鸟、鱼虫等。雕刻技术和使用法吸收了玉雕、牙雕、砖雕、木雕等技法。浮雕和透雕是基本技法。浮雕是在平面上雕隆起的物体，刀法由浅到深逐步进行，是物体产生栩栩如生的效果。透雕是在浮雕的基础上进行镂空雕，形成强烈的真实和整体感。

　　采用图案有汉、藏民间流行的传统图案和现代图案。一般有龙凤图、宗教饰物图、谐音寓意图。如二龙戏珠、龙凤朝阳、八吉祥、佛八宝、福寿延年、福荣有余、四君子、岁寒三友、松鹤延年、大闹天空、文成公主、亭台楼阁等。传统图案倍受国内外文人墨客和收藏家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