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婚姻质量 婚姻测量 影响因素 综述

　　[论文摘要]：探讨婚姻质量的研究现状。方法　在中国期刊网，利用文献检索法复习了近年24篇研究论文，进行归纳分析，从不同侧面探讨婚姻质量与家庭关系。结果①婚姻质量的测量工具较多；②社会阶层较高者、婚前感情基础较好、婚后一致性又较强的夫妻婚姻质量相对较高；婚龄与婚姻质量呈“U”字形曲线相关；③感情生活满意度与年龄变量呈负相关；④结婚年数和婚姻满意度之间其实是一种负相关关系；⑤夫妻共同参与休闲活动有助于增加婚姻的满意度；⑥婚姻质量越高，婴儿发育越好。结论影响婚姻质量的因素较多，如社会地位、文化程度、婚龄、夫妻休闲活动等。

　　1929年。美国社会学者Hamilton在《婚姻研究》一书中，第一次对婚姻调适进行了实际的度量与估计。1973年，Klein提议用婚姻质量取代婚姻调适概念。婚姻质量研究进入最为活跃的学术时期。中国学者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涉及这个问题的。中外学者分别从社会学、临床心理及女权主义等理论视野对婚姻质量的定义、度量、影响因素以及与婚姻稳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1　婚姻质量的概念
　　
　　国外对婚姻质量的研究主要分为个人感觉(individualfeelings)学派和婚姻调适学派。个人感觉学派认为，婚姻质量是一个主观概念，它主要表示已婚者对自己婚姻的感性认知和体会，指当事人对配偶及婚姻关系的态度和看法。因此，每对夫妇的婚姻质量就是他们关于自己婚姻的幸福和满意程度，婚姻质量也就是当事人对婚姻的主观感知质量(Satisfac-tion Quality)。相反，调适学派则强调婚姻质量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夫妻之间关系的结构特征或这种特征的具体存在和统计表现。因此，已婚者对婚姻关系的调适性质、方式、频率和效果构成了婚姻质量的基本理论内涵，婚姻质量应该是婚姻关系的客观调适质量。

　　西方学者对婚姻质量的定义，至少有两点是可取的。第一，他们指出了理解婚姻质量概念的主客观双重尺度，即主观感知和客观描述，既强调了夫妻双方对婚姻主观感受在婚姻质量中的重要性.又为婚姻质量的具体度量留下了一定的空间；第二，他们从概念上把婚姻质量与婚姻调适及婚姻满意、幸福、成功和稳定等区别开来，研究了婚姻质量可能的影响因素，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卢淑华、文国峰把婚姻质量定义为与社会发展相一致条件下的人们对自身婚姻的主观感受和总体评价，倾向于对婚姻质量进行了主观方面的理解和评价。沙吉才等把婚姻质量表述为“夫妻间的各种关系的和谐程度，包括夫妻关系的矛盾，矛盾表现形式已解决方式等”。徐安琪等人则把婚姻质量定义为夫妻的情感生活、物质生活、余暇生活、性生活、夫妻双方的凝聚力在某一时期的综合状况。它以当事人的主观评价为尺度，并以夫妻调适的方式和结果的客观事实来描述。高质量的婚姻表现为当事人对配偶及其相互关系的高满意度，具有充分的感情和性的交流，夫妻冲突少及无离异意向。
　　
　　2　婚姻质量的测量
　　
　　从1929年Hamilton进行婚姻调适测试开始，大约有几十个方案被提出并应用于实际研究(Hamilton.1929 Spanier，1976 Sabatelli，1988)。对婚姻质量的测量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①先分别进行主客观婚姻质量测量，后实施主客观综合度量，而且以客观测量居多；②使用的指标数目参差不一，多的包括280个项目(Snyder，1979)，而许多研究又仅用满意度或幸福感一项指标；③一般都以被调查者回答的结果作为资料来源；④大部分都作了可信度和准确性的检验。在这些度量方案中，有Olson婚姻质量问卷(ENRICH)、Locke的婚姻词适测验简称MAT和Waring的婚姻自我表述问卷等。这些婚姻质量的测量尝试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同时也明显地存在一些弊病。首先，许多测量过程事先并没有进行慎重的理论思考。也没有对婚姻质量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以明确界定。使用多少指标和使用什么指标都带有较大的随意性，甚至只以人口调查中仅有的个别指标为度量依据。第二，不少研究对婚姻质量究竟含有哪些侧面及各侧面之间的关系关心不够，且常把婚姻质量的某些侧面和反映这些侧面的指标放在同一层次上分析。第三，一些研究热衷于为婚姻质量估计一个单一的刻度，忽视了婚姻质量测量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婚姻质量的不同侧面可能与相同的决定因素有性质各异或强度有别的关系。

　　国内对婚姻质量研究始多数是用国外的评估工具，而由于文化、国情等的差异，国外的评估工具是否能真实地评价中国人的婚姻质量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于是少数人开始自编的中国人的婚姻质量问卷。

　　徐安琪等人设计的“婚姻质量多维组合量表”是一个包括6个子量表30多个具体指标在内的完整框架。它是一个由几十个主客观指标有机合成的全面、多元的评估体系；以当事人对婚姻感受的主观评价为主要尺度，并把夫妻调适的客观事实和结果列入指标体系，来对主观评价的缺陷作些补正，同时把物质、余暇生活满意度纳入考察，又根据我国国情在性生活质量指标中增设了多项具体事实和客观结果变量。因素分析结果表明，31个具体指标有规律地聚类复合成“夫妻关系满意度”、“物质生活满意度”、“性生活质量”、“婚姻生活情趣”、“双方内聚力”和“夫妻调适结果”6个侧面，既证实婚姻质量具有多元、丰富、复杂的内涵，也表明所设计的多维组合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程灶火等人则根据Jaekson五步法原则，借鉴国外婚姻质量问卷结构和在婚姻咨询中的经验，确定10个与婚姻质量有关的维度，共计90个条目编制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Chinese Marital Quality Inventory，简称CMQI)。

　　李思亮(2001)以JWEB模式为主要依据，并参考国内外相关量表以夫妻互动、婚姻幸福、夫妻争执、冲突策略、离异倾向等5个面向来测量婚姻质量。

　　3　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
　　
　　西方关于婚姻质量影响因素的理论解释框架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通过对其他影响因素的统计控制来揭示和估计所感兴趣的决定因素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性质和强度；二是建立庞大的理论架构来确定婚姻质量的所有决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对婚姻质量施加影响。
　　
　　3.1　综合模型　婚姻关系影响因素的综合模型是70年代后期由格林和刘易斯(Lewis and Spanier，1979)等学者提出来的。该研究的学术目标是在一定的理论思考和推敲的基础上把更多的影响因素吸收到模型中来，以提高整个模型对婚姻质量的解释能力，或从更多的角度透视婚姻质量差别的主要原因；同时，通过对各自变量影响强度的相互比较，确定与婚姻质量关系最密切的变量。主要有Glenn的婚姻幸福感多元分析模型和理论界造成极大影响的关于婚姻质量的三段理论架构(and Spanier，1979)。他们认为影响婚姻质量的3个直接因素分别是当事人的社会及个人资源、对生活方式的满意度以及来自夫妻互动中的收获。这3个因素都和婚姻质量呈正相关，即当事人的社会及个人资源越丰富，对生活方式的满意度越高，以及来自夫妻活动过程的收益越大，其婚姻质量也越高。综合模型的出现和发展不仅加深了对婚姻质量时期变化和试点差异的理论认识，而且还推动了一些先进的统计分析方法在婚姻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使婚姻质量研究逐步呈现出理论与方法论的良性互动。

　　卢淑华、文国峰从婚姻取向、性别观念、家庭权利形态等方面对婚姻质量进行多维度、综合性的研究，其中婚姻倾向包括情感性因素、共同性因素、物质性因素；性别观念包括现代性别观念和传统概念；家庭权力心态包括家庭检测分配和家庭劳动分工。便能够更准确地估算所研究的决定因素对婚姻质量的净影响。中国学者徐安琪、叶文振(1996)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婚姻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并采用“多维模型”和“综合模型”相结合、分别构建城乡理论模型以及对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采取年龄和婚姻延续年数相结合的方法，从整体上把握各变量对婚姻质量总水平所起的作用，清晰明了地揭示各影响因素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回归分析结果证实：社会阶层较高者、婚前感情基础较好、婚后一致性又较强的夫妻婚姻质量相对较高；结婚年数与婚姻质量呈“U”字形曲线相关；固守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的夫妻婚姻质量相对较低；现代、开化的性意识和性互动模式诸如对性生活重要性的认同、在性活动中较主动(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均对婚姻质量具有正效应；夫妻元独立居室与婚姻质量呈负相关；谁承担家务较多则与婚姻质量无显著相关等等。易国松则发现影响城市婚姻质量的主要因素是配偶理解程度，其次是家庭关系和夫妻是否为用钱闹不和。

　　婚姻质量的综合模型的优点是该系统梳理了众多的文献资料，在拓宽理论视野的同时，把大家的学术关注集中到若干个重要影响因素上来，它不仅加深了对婚姻质量时期变化和试点差异的理论认识，而且还推动了一些先进的统计分析方法在婚姻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使婚姻质量时期变化和研究逐步呈现出理论与方法论的良性互动。但是它也有许多明显的缺陷。首先，初始变量的选用缺乏实证支持，仅凭主观归类和符合难以排除某些变量的交叉重叠，以及个别项目分类组合的不合理性，进而影响模型的科学性。第二，该模型混淆了婚姻质量测量指标和影响因素之间的区别。尽管婚姻综合模型罗列了许多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并没有成功地揭示这些变量怎样对婚姻质量产生影响。
　　
　　3.2　时间对婚姻质量的影响 主要包括对家庭周期、结婚年数和年龄的研究。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家庭周期影响的研究以时间为变量。考查婚后不同时间段对婚姻质量的影响。Rollins和Cannon等经过大量研究表明，婚姻满意度的周期变动呈U型状态，即结婚后未育的年轻夫妻的婚姻满意度较高，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开始下降直至孩子离家，然后，在身边无孩阶段又开始上升。

　　Johnson分别从丈夫和妻子的两个样本观察婚姻幸福感和结婚年数的关系，表明随结婚年数增长而延伸出来的曲线并不呈现规则的U型，甚至从总体来看，妻子的婚姻满意度并不和结婚年数有太显著的相关。不过，在不同的结婚年数中，夫妻婚姻质量最低点都落在结婚后12～15年间。60年代中期一项研究在控制了教育、结婚年龄和性别以及孩子的数量以后，发现结婚年数和婚姻满意度之间其实是一种负相关关系，即随着夫妻生活的时间推延，其婚姻满意度呈下降趋势。有研究考察结婚年数对婚姻质量的影响。Vaillant研究发现，当用夫妻各自年龄或者家庭生命周期取代结婚年数分析时，以上的婚姻幸福感U字型模式依然保持不变。

　　年龄对大多数夫妻关系满意度指标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力不是很显著。而且各变量的年龄变化趋势大多不是线型和有规律的。其中仅“感情生活满意度”与年龄变量呈负相关。Kirkpatrick and Cotton研究表明，不论是夫妻的绝对年龄还是相对年龄(年龄差距)都不对婚姻调适产生显著影响。从总体上讲，年龄的研究对象对夫妻的自我评价未呈现明显差异。
　　
　　3.3　工作对婚姻质量的影响 主要集中在分析妻子就业状况对婚姻满意度的实际影响，包括工作或不工作，全职工作和非全职工作的比较，探讨被访者对妻子户外就业的态度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其的户外工作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还是经济的需要，以及妻子个人的就业选择是否是得到丈夫的尊重和认同，还有论证妻子就业和婚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是否意味夫妻的个人社会经济背景不同而有所区别。Frone M，Russell等人发现，长期的工作家庭冲突预示着绝望、抑郁、更差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压力增加等。同样，工作家庭冲突还会对人们的工作满意感、组织承诺及工作生活质量等带来消极影响。若这些状况得不到有效的缓解和释放，会导致医护人员心理健康长期失衡、健康状况不佳、精神功能效率减退，进而影响工作质量，产生一定职业倦怠的问题；与家人，朋友、社会间的关系出现复杂化，造成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影响生活质量，进而降低了生活满意度。
　　
　　3.4　社会角色对婚姻质量的影响 Luckey认为夫妻在角色界定和理解上的一致性以及角色的主观期望和角色的实际执行之间的一致性都使婚姻更加幸福和美满，而且婚姻高满意度更加幸福和美满，而且婚姻高满意度更取决于男性的角色表现，男性的工具性角色功能在婚姻幸福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角色理解一致性方面，当丈夫和妻子像他所要求或期望的那样，则双方都体会到较高的婚姻幸福感。婚姻幸福还和丈夫的自我印象与他对父亲印象的一致性、丈夫与妻子心目中父亲印象的一致性呈正相关；丈夫和妻子对性别角色理解不一致并不降低婚姻质量，但如果丈夫的性别态度较传统保守而妻子却偏向现代，那么其婚姻则呈低质化。

　　在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夫妻相比，生活在同一社会阶层里的配偶拥有更和谐的婚姻关系；社会阶层的向上阶层的向上移动有利于改善婚姻质量，相反，社会阶层的下移则给婚姻关系带来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父母亲的社会阶层水平及其差距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但可能通过子女社会经济地位的形成间接地对子女的婚姻质量产生作用。
　　
　　3.5　休闲方式与质量对婚姻质量的影响 不少研究者发现，夫妻共同参与休闲活动有助于增加婚姻的满意度；而独自休闲方式则和婚姻满意度呈负相关。缺乏高水平的休闲和互动，即使是夫妻共同参与休闲也未必对婚姻满意度具有积极意义，甚至还可能降低婚姻满意度。另外婚姻延续时间并不改变休闲生活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最后，休闲活动会缓解妻子过于沉重的生活压力，进而改进婚姻关系的质量，但这种作用对丈夫不产生影响。

　　4　不同群体婚姻质量状况
　　
　　国内外学者对不同的群体进行婚姻质量的研究。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亲密度与精神症状呈显著负相关。患者的阴性症状对婚姻质量的评价产生严重影响，阳性症状仅与男性患者的婚姻评价有关，与女性患者的婚姻评价相关性不明显。Ying调查美国旧金山华裔美国人的婚姻质量发现：华裔美国人一般都比较满意自己的婚姻状况。总体婚姻质量较高，并对于婚姻不同侧面的满意度都高。徐安琪等人对婚姻质量的6个侧面进行排序分等的结果表明，“夫妻关系满意”、“性生活质量”、“夫妻内聚力”、“夫妻调适结果”可评定为中质量，而“物质生活满意度”、“婚姻生活情趣”为低质量，其中“夫妻平等”、“相互信任”和“双方和谐”的得分较高。

　　国内学者还研究了其他人群，包括：451名教师婚姻幸福度调查分析；241例护士及家属婚姻满意度调查；飞行员婚姻满意度多因素研究.；热带海域某部守礁军人婚姻质量调查；高校教师与服务业员工婚姻质量比较；电力工人婚姻幸福度与生活满意度调查；烟草工人婚姻幸福度与生活满意度的词查结果；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婚姻质量Olson测查；83例复发性念珠菌性阴道炎患者心理状况及婚姻质量调查；神经症患者的性行为及婚姻质量分析；原发性男性木育症夫妻婚姻质量初探等。
　　
　　5　婚姻质量对家庭成员的影响
　　
　　离婚是婚姻质量差导致的结果之一，与一直在完整的家庭里长大的成年人相比，孩提时期经历过父母离婚者的教育背景较差，收入水平较低。他们对出生家庭更多地持负面态度，并对离婚更加宽容，或产生不结婚的意识这些孩子还有更大的可能在婚外生育孩子，此外，性行为提前、有更多的性伙伴或婚前同居以及中断学业等非传统行为更多地出现在父母离婚的成年孩子身上。一项对美国孩子的全国抽样调查中，1147个1965～1970年出生或18～22岁年轻人的追踪资料证实了父母离婚的影响不是暂时的，即使到了一二十年以后，对孩子仍有消极作用，它表现为与父母之间的代际关系不佳、较高概率的行为问题、高中逃学以及有更多的人接受心理方面的帮助。

　　婚姻质量的高低会影响婴儿的智能发育。母亲婚姻质量的高低可以预测婴儿2个月和6～8个月时的智能和心理运动发展，父亲的婚姻质量可以预测婴儿6～8个月时的心理运动发育。婚姻质量越高。婴儿发育越好。幼儿行为问题与家庭功能也有密切关系，当家庭功能不良时，其发生具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