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4月15日，北京美术学校在北京市西城区京畿道成立。学校以培养美术师资和实用美术人才，并为高等专门美术教育培养生源为办学方向。它的出现，基于教育家蔡元培提出的“美育”教育理念，“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也。”以美育代宗教，推行艺术教育，提高大众审美、陶冶个人品格，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项伟大尝试。

北京美术学校是中国现代第一所国立艺术学校（“国立”指直属教育行政部门管辖，通过国家财政拨款而兴建），历史上数度更名，1950年正式定名中央美术学院。不过媒体报道和学者研究其历史时，总要反复提到另一个名字——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翻开最初校史，可以从不断更改的学校名称、学制、课程设置和师资配比中深刻感受到我国公共艺术教育起步之艰难。

1959年，蒋兆和在三年级课堂教学

论战

1934年1月，教育部正式把艺术学院从北京大学中独立出来，撤销戏剧系，以美术专业重新组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成立，学制三年，不再设戏剧、音乐课程，严智开任校长。出身天津望族的严智开，曾官费留学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后又在英法留学10年。他的父亲严修是南开大学创始人之一、天津著名教育家，其兄严智怡一手创办了天津博物馆，他本人创办了天津美术馆，家学深厚。

严智开就任时，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从学制到课程设置，在很多方面都承袭东京美术学校，连名字都如出一辙，绘画科中国画组的教学模式也重回中西兼修。艺专强调实用性和技术性，专业分组很细，学生设定了具体的主修方向，培养人才以“专”为目标。中国画写意风格的生存空间被大大挤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当时林风眠在杭州国立艺专参照法国模式，走的却是中西绘画融合的教学道路。

1935年9月，有北平艺专国画组二年级学生向教育部呈送意见书，对西画组主任卫天霖排课表示不满，要求“酌量添授书法及南北宗山水画以广生等学识”。意见书里说，中国画书画同源，画面不能没有题志署名，善画者不可不善书。自李唐以来，中国画分南北宗，南以柔胜，北以刚胜，从写景到用笔大相径庭，后世学画者以爱好不同，可各循一家。这些都应该体现在课程和师资安排上。这封信的署名是国画组二年级全体学生，实则反映了当时国画组教授溥心畬等人的不满。卫天霖却以“山水画不必划分南北，将来有志南宗只要到南方去学便得。书法全在个人练习，不必用人指导”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引发学生不满。校内中国画力量和西画力量之间的对立日趋紧张。

1939年12月，校长王石之聘请了西洋画家伊东哲氏到国画系任教，以配合其倡导的“抛弃摹古，接近时代”的新国画主张。这件事遭到国画理论教授黄宾虹的极度不满，他在致弟子信中说：“学画舍中国原有最高之学识，而务求貌似他人之幼稚行为，是真无知者。”

1944年，黄宾虹在《华北新报》的约稿中谈道：“艺专学生画重写生，虽是油画，法应如此，中国画论：师古人不若师造化。”“临摹古人不如写生之高品，然非谓写生可以推翻古人，舍临摹而不为，妄议写生，非成邪魔不可。”他主张艺专的国画教学，应分为三个阶段，习人物，习花鸟为一个阶段；临摹古代经典为一个阶段；遍览古今评论，博采天地自然，变通古人陈迹，兼习山水为第三个阶段。这一观点与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学古知新，改良中国画”对立，却与陈师曾所主张的中国画学思想相辅相成。

沸点到来

1929年1月底，徐悲鸿在艺术学院任职70多天后离开北平。当时的他并不知道，17年后自己会再回到这里执掌校务，并引发海啸。抗战时期，国立北平艺专南迁与杭州艺专合并办学，艺术家创作和教学大都处于蛰伏期，关于艺术风格的探讨和争议也搁置淡化。1945年抗战胜利，次年，徐悲鸿接管北平艺专，终于掌握绝对权力，有机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徐悲鸿首先考虑的是人员优势，招聘了叶浅予、李桦、张光宇、董希文等一批新派教师人才，同时解聘了旧派国画教授和留日油画教员，改组教学模式，形成了西画、国画、版画、漫画和美术史多学科教学阵容。他辞退溥雪斋、胡佩衡、吴镜汀、溥松窗等教员，开始强力推行以西洋写实主义（素描）改造中国画的措施。在国画阵营看来，这是典型安插亲信，任人唯亲的行为：“鉴于1928年上任时单枪匹马、孤掌难鸣的教训，这次他（徐悲鸿）广罗亲信、弟子占据各个要职，学生吴作人任教务主任兼西画系主任，亲信宋步云任总务主任，叶浅予任国画系主任，大姨子廖雪琪管财务，小舅子管图书，并陆续聘李可染、宗其香、李斛等人前来助阵。”北平艺专脱胎换骨，完全摆脱了东京色彩。

此时的徐悲鸿“独尺偏见，一意孤行”，开始在国立艺专大力推行其所谓“写实主义”。他通过西画教学实践积累成形的、以素描为基础训练的艺术培养体系，强力干预原本学古知今的传统中国画创作教学，引发国画系秦仲文、李智超、陈缘督三位教授的强烈不满甚至罢课，双方论战持续时间长达数月。此事不仅在校内引发严重矛盾和对抗，更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著名社会事件。

在艺专教授秦仲文、李智超、陈缘督三人的回忆中，三人罢课停教，是由于开学前，每人接到徐校长的一封信，指定每人的授课内容，并规定每星期的进度，如第一星期教画“根”，第二星期教画“干”，第三星期教画“叶”……“余等自执教以来，受如此无理之侮辱！”三人还指责自徐悲鸿长艺专后，对国画极其摧残之能事，不遗余力。“每期新生，西画人数总超过国画人数数倍……徐悲鸿规定艺专学生，无论西画组，国画组，均须先习三年素描，殊不知三年素描之后，已失去国画之气韵，且多对国画失去兴趣。”三位国画系的教授罢课，是为了挽救在艺专国画衰落厄运，及争取艺专国画与西画平衡地位。

北平美术会响应艺专罢教三教授并发表《反对徐悲鸿摧残国画宣言》，以官方名义指责徐悲鸿摧残国画，指责他在排课时，国画组添设西洋美术史，反而不设国画史与中国美术史，对国画上有名人物如文徵明、沈周、董其昌等百般侮蔑，尤其侮辱山水画派。徐悲鸿曾指着董王画作说，这样的水平还不及校内学生，他把古代国画比作蜡烛，现代画比作电灯，电灯总是要比蜡烛高级许多的。

北平美术协会理事长张伯驹指责徐悲鸿是“分裂美术界的戎首”。这场论战很快被媒体炒作放大，双方依然各执一词。有了解“内情”的《世界日报》记者说：“北平美术协会所以出面把矛头指向徐悲鸿，实际上背后有南京的黑手，借口反对分裂和卫护国画，其目的是要取消北平美术作家协会，把徐悲鸿赶出北平艺专，那三位罢课的教授不过炮弹而已。”北平美术作家协会是徐悲鸿牵头组织的“民间”性质艺术组织。徐夫人廖静文回忆说，这是“南京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专门派来的一位文化特务，亲自策动和指挥”，不过没有指明这位特务是谁，并无实锤。

1947年10月1日，徐悲鸿任校长一年之际，国画组罢课的秦仲文、陈缘督、李智超三位教员与徐悲鸿的矛盾达到沸点。罢课事件的结果，如徐悲鸿在此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画三教授罢课是自动的，校方并未解聘，为学生学业计，已另行聘人接充，故离职教员之复教问题目前实难想出恰当处理之办法。”

事后，京华美术学院教授邱石冥揶揄此事：建议北平艺专在国画之外另设一科，何必盗国画之名。他以京剧比喻，丑角就是丑角，何必称为“改良之新旦乎”。客观来讲，罢课事件在中国画史上取得学术和道义上的双重成功，却没能阻挡艺专内部的国画改革。抗战后至1948年，徐悲鸿麾下西画阵容有吴作人、李瑞年、吴法祀、艾中信、李可染、蒋兆和、张仃、罗工柳等。这份名单今天看来，个个都是大家，足够豪华闪耀。

素描还是写意，说到底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徐悲鸿的“霸悍”和强力干预，让两种本可并行的流派产生激烈碰撞，成为中央美院院史上的著名事件，奠定了美院此后的教学方向。时至今日，素描依然是学院录取新生的重要参照标准。这样的争论在今日之画界依然偶有回响，陈丹青说：“在中国，凡学画者必学素描。这种素描黑乎乎脏兮兮。可称为：中国式素描。”出生于1937年，毕业于中央美院的油画家袁运生说：“按我们这种教育（徐悲鸿体系）再也出不了齐白石这种画家了，因为两个思路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