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昌乐骨刻文

    以安阳甲骨文为代表的殷墟的发现，曾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殷墟甲骨文亦被认为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文字”。不过，在前段时间一篇关于昌乐骨刻文的报道中（见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8日五版《考古专家：昌乐骨刻文早于甲骨文》），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教授却对这一“既成事实”提出质疑。

    “当时在山东昌乐发现的一种神秘骨刻图案引起考古界的强烈关注。经过我和国内相关专家的鉴定，基本可以推断出这种文字比殷墟甲骨文要早1000年左右。”刘凤君介绍到，“这种文字被正式命名为‘昌乐骨刻文’，这意味着中国古文字的出现时间将大大前推千年，甚至已知的中国文字发展史也有可能会发生改变。”

    作为昌乐骨刻文的发现者和鉴定者，刘凤君全力进行着对这批文物的解码和破译工作。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研究，我们的祖先透过昌乐骨刻文都带给我们哪些新的信息呢？

用蓝宝石刻画的文字

    据刘凤君介绍，昌乐骨刻文均属阴线刻。在放大镜下，能够很清楚的看出来是用硬实工具刻画成的。笔画的两侧硬石工具刻划骨头时出现的凹凸边沿自然明显，“有的骨头清洗干净后，阴线底部硬划的痕迹道道清楚可见。”刘凤君指着一块洗干净的骨头对记者说。

    桓台史家岳石文化祭祀器物坑出土的刻辞卜骨，可清楚看出是用金属刀采用左右两斜刀刻成，笔画的两侧平整利索，与安阳甲骨文所用工具一样，应是使用比较锋利的青铜刀。“而昌乐骨刻文所用的硬石工具可能采用的是昌乐盛产的蓝宝石。”刘凤君初步推断。据当地群众介绍，昌乐蓝宝石在没有被大量采用之前，遍地俯拾皆是。特别是一种细长5厘米左右的蓝宝石，可加工成细长锋利的刻划工具。“当然，目前这只是一种推测，有待今后考古工作的证实。”

    昌乐骨刻文刻划的精细流畅，有的十分娴熟。更令人叹绝的是它的微刻艺术，有的字长宽仅有 0.15—0.2厘米，我们今天靠放大镜才能观察清楚。但都刻划的清楚可辨，流畅有力，可与良渚文化玉器微雕图案相比美。“同时，昌乐骨刻文娴熟而又高超的刻划技法也告诉我们，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可能已经­有专门从事文字创作和纪事的‘书法家’。”刘凤君同时推测，“这些书法家应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自由舒适型的章法布局

    昌乐骨刻文多数一块骨头上仅刻或残存1-5字，刻6-10字的也占一定数量，10字以上至20多个字的骨头为数极少。其章法布局应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又有初步开始形成共识的自由舒适型。据刘凤君介绍，这种文字大约有三种布局：一种是在一块骨头上只刻一个较大的字，或有的虽在一块骨头上发现数个字，但其中有的字单独刻在一个空位上，与周围其它字缺少密切联系，这是一字一局；另一种是在一定空位上，中间刻一至几个字符，周围再刻划一些字符，这是一种组合字群的布局，可称为散落组合型，这是商周甲骨文和金文布局中不见的；再一种就是自上而下成行的布局，这种布局发展成今后书法艺术的主要布局形式。

    “昌乐骨刻文字的尺寸和造型差距很大，有的是用弧线组成的动物和人物的形象，有的是用弧线和近似直线组合成的植物和动物形象，也有的是用弧线和近似直线组合成的符号。”刘凤君指着面前桌子上的几块的骨头介绍到，有的形状较大，约在7.5厘米×6.5厘米至2.5厘米×2.1厘米之间，大多在2厘米×1.5厘米，还有一些属微刻艺术。“根据初步观察分析，如果是在一个组合字群里，大字与小字可能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区别意义。”

“与其说是写的字，不如说是画的画”

    “昌乐骨刻文的造型和书写方法，与其说是写的字，不如说是画的画。”仔细观察和分析昌乐骨刻文，只能用指事和象形两书能得到较理想的解释和说明。它的字体结构和造字规律一部分是简笔画或形象符号，另一部分是根据一定的“指事”要求，由多个简笔画或多个形象符号组合成一组“整体”的字，也可以说是用一组形象符号写出来的画，或画出来的字。所以，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及天覆地载等楷书和行书的理想造字与书写概念在这里得不到完全的解释，而绘画¬的一些线描基础技法在多数字中能得到比较充分的说明。

    关于文字的起源，郭沫若曾指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至于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等，是更在其后的。”大汶口文化陶尊上刻划的符号和仰韶文化刻划的符号都是一种文字产生过程中的指事现象。“昌乐骨刻文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把指事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的造字规律。”通过对昌乐骨刻文的造型和书写方法的研究，刘凤君进一步肯定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很明显，昌乐骨刻文是一种记事现象，毫无疑问是一种文字。”

    据刘凤君介绍，昌乐骨刻文多数字的书写刻划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先刻划出主要部分或中间核心部分，如昌骨1的龙字，其造型是先刻划头部，然后再刻划出身体躯干，最后补上腿和爪子等部位(图一)。

    在这里,动物的形象得到了理想的浓缩和概括；其二，大多数字都有一个主要线条，这条线可能是一次刻成，也可能是连续几刀刻成，然后根据需要，在其主要线条周围补刻物象所需要的其它部分线条。这样的字不但造型生动，而且主次分明，协调有序。

中华第一龙凤

    昌乐骨刻文多数是一种线描减笔画，另一部分则是指事会意形象符号。早期的字，也可以视为画，“书画本来同”是中国字的早期表现形式，仅用中国字成熟后的“六书”理论是不能完全解释和理解它们，它比较系统的反映了中国史前美术的审美特征。“所以，物象的审美再创作性、指事的组合象征性、龙凤文化与凤字多样性，应是昌乐骨刻文的三个基本造字规律。”刘凤君总结出这批文字的造字规律，“我们只有认识这些规律，才能很好解读它。”

   “关于物象的审美再创作性，说起来很拗口，其实很简单，”刘凤君解释道，“比如大汶口文化陶尊刻划艺术中的符号，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另外仰韶文化的人形陶壶和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陶鬶等，都是人和鸟、猪或狗等形象的再创作艺术。”昌乐骨刻文继承这一传统，并且表现的很突出。当现代人看到这批文字时，首先会被象人、象动物的形象所吸引(图二)。

    但这些刻划是再创作的艺术，并不是对自然界动物的直接摹写，而是根据需要，在观察分析的基础上，对原物象进行归纳、概括和一系列的简化处理，有的甚至进行局部放大和缩小，也有的要进行移植或重新组合处理，创作出一个象形的审美物象。这就是中国早期文字的突出特点，这和绘画有着很接近的创作思维。

   “另外，关于指事的组合象征性，可以看一下河南临汝阎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缸上彩绘鸛衔鱼纹图（图三），”

    刘凤君说，这是一幅指事的组合象征性图画，鸛图腾的部落，挥舞着石斧战胜了鱼图腾部落，鸛显得志高气昂，鸛嘴中的鱼则奄奄以息，旁边竖着武力的象征——捆在木柄上的石斧。仔细分析昌乐骨刻文，可以看到这种内在的文化影响和传承关系。很多都是典型的指事组合象征性文字。昌骨7， 看起来象一个字，实际上是一个以鸟为主，下部附衬其它物象的指事组合象征字(图四)。

    通过这些“鸟”字和这些“人”字分析，可以看出昌乐骨刻文对商周甲骨文和金文的影响很大。

   “第三个规律比较容易理解，关于龙凤文化与凤字多样性，龙凤文化是中国文化非常特殊的一个领域。”史前龙文化的典型艺术作品，当首选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蚌塑人物馭龙图。龙长达近两米，昂首长颈，舒身扬尾，折出三停，人骑在龙背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作驾驭状。和其它的虎、鹿等大型摆塑放在一起，它传达给我们的启示是生前崇拜龙图腾的墓主人馭龙升天的精神追求，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昌乐骨刻文的龙字较少，与商周甲骨文、金文的“龙”字很接近。特别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图一的龙更是酷似。”刘凤君对记者说，“如果这一解读不误的话，这个骨片上的‘龙’，应是中国第一‘龙’字。

    而据刘凤君介绍，昌乐骨刻文中“凤纹”样的字很多，在70多件骨刻文中，有10个以上甚至更多的“凤”字。“凤”字是“鸟”字的升华，在“鸟”字的基础上拓展装饰而成。其基本特征是身躯修长，头部高冠殊荣，长尾精美华丽，肢爪健壮有力。昌乐骨刻文的大量“凤”字具有想象丰富的现实造型美。

    昌乐骨刻文是东夷族的文字，东夷族是崇拜鸟图腾的民族，从大汶口文化到岳石文化，发现的鸟纹图案和“鸟”字较多 。昌乐骨刻文的“凤”字不但字形有大小的区别，而且也有繁简的不同。这一问题除了刻划的时间不同，出现了“凤”字的一些差别外，可能也表现了一些实质内容的不同。

    据记者了解，在东夷族里以凤鸟为图腾的部落非常普遍，他们之间经常以各种方式进行交往，这些凤字应是各部落的族徽，他们随时记下各自相互交往的情况，最简捷的记载方式就是把对方的族徽记下来。

    据刘凤君解释，关于“凤”字出现的各种差别，可能是因各部落的族徽不同的原因。这种不同可能说明了部落之间的地位不同。昌乐骨刻文的“凤”字，大气磅礴，精美绝伦，堪称中华第一凤(图五)。

    可见，东夷文化的龙凤艺术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经过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交流，东夷文化和西部中原内地的文化艺术相结合，以东夷龙凤文化为主，融汇成中华民族的龙凤文化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