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寻中国画里的草虫的演变，需要从源流上进行探索。上古时期，中华民族对草虫形象的喜爱可以从出土的玉蝉配件得窥一二，而今人所知的最早包含着草虫因素的中国画应该出自于顾景秀的《蝉雀图》。张彦远评价：“……陆探微、顾宝光见之，皆叹其巧绝……谢云‘扇画蝉雀，自景秀始也，宋大明中莫敢与竞。’”这也是有画史记录以来最早的一张花鸟画，现在已经看不到这张画了，但是从题目里我们大致可以想象，既是蝉雀图，尊重客观规律，应是雀大蝉小，雀主蝉次，草虫应属从属地位。今天藏在新疆博物馆里的无款《花鸟》（三幅，纸本，唐代）里面有草虫，是能够看到的并已知流传下来的最早的包含草虫形象的中国画。蝴蝶的表现比较丰富，六只蝴蝶分为正面双翅、左侧单翅、右侧单翅描画，虽然在画中仍然属于点景地位，但是气韵生动，表现丰富，完善了画面。五代黄筌的《写生珍禽图》里描绘的禽虫，六法皆备，惟妙惟肖，草虫姿态完整完善，他应是已知的如此描绘禽虫的第一人。自黄以后，中国画里的草虫表现呈现出微观、精妙、完备之姿，草虫不再必与禽鸟为伍，也可以自己担负重任，成为被着力表现的对象。

　 宋人花鸟画册多用折枝，而虫蝶多搭配蔬果，多采用扇面构图经营，画面构图精巧细致，草虫描绘栩栩如生。观宋人画草虫，可以深刻体会到宋人造型意识严谨，气韵生动流转，可谓方寸之间，赏玩毕矣。观《栀子蝴蝶图》（无款）、《晴春蝶戏图》（无款）、《葡萄草虫图》（林椿），无一不是构图完备，色泽鲜明。邹一桂在《小山画谱》里说：”严花密叶之际，着一二飞虫，不惟空处不空，亦觉分外生动，宋曾云巢无疑工画草虫，年越迈越精，或问其何传……不知我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也……”正是这种不知草虫为我还是我为草虫的精神使得宋画里的草虫形象不断完善完备化。
                              　　
     元代的草虫画承袭宋代，在数量上与质量上都不能与宋代相比。由于受到了文人画的影响，勾画得并不是很精细的蝉趴在微风吹拂过的柳枝上，旁边还有题诗，这个新鲜的改变，出现在元代坚白子的《草虫》（横幅）画中。
                              　　
     明代是草虫画大发展的新阶段。形式多样、构图多样、种类多样、表现多样是明代草虫画的鲜明特点。明代草虫画综合了宋元之变，既有扇面小品，如周之冕的《扁豆秋虫图》，也有立堂挂轴，如张鹏的《满园秋色图》；既有用色典雅的细笔草虫，如文俶的《写生花蝶图》，也有吸收文人画特点的水墨蜂蝶，如孙克弘的《芸窗清玩图》；题材上也突破了以往惯用的蜻蜓、蝴蝶等常见的昆虫，陈字《杂画》里的扁虱，陈洪绶《花卉》里的蜘蛛，杜大成《花蝶草虫图》里的飞蜢等都成为被描画赏玩的对象。从文化意义上来说，明代出现了高阳《猫蝶藤花图》、周之冕《葵石猫蝶图》、无款《猫蝶图》等，其中的“猫蝶”与“耄耋”谐音，这种现象的出现延伸了草虫画文化意义的内涵，草虫在画中不仅是客观欣赏的对象，更是画家追求长寿的象征。同样还有陈洪绶的《捕蝶仕女图》，草虫的形象在这里担负着升华、点睛的作用，人物弯身指蝶，蝴蝶的形象不仅是具体物象，更是精神的象征。在这张画里，人物线描遒劲有力，蝴蝶栩栩如生，人物与草虫构成了画面的稳定关系。这些证明了草虫画的象征意义，草虫可以寄托画家的情思、胸怀，可以成为特定含义的象征物，而这一点对明代以后的草虫画影响尤为深远。

     清代以来，花鸟画市场空前繁盛，随之草虫画的市场也被大大拓展了。清代有许多画家画草虫，流传保存下来的草虫画也是历代里最多的。从画的表现与描绘来看，清代草虫画继承了明代的传统，描绘的草虫种类进一步增多，苍蝇、水虱、天牛等纷纷入画，画家更进一步借物咏志，用蝉来喻高风亮节，用豆青虫比喻生活的田园趣味等，但清的草虫画在题材、尺寸与画幅上较以往并没有突破，值得注意的构图有画家汪中的《杂画》与李鱓的《花卉草虫》，两者不约而同把草虫作为画面主要表现对象，把蝈蝈、蚱蜢、蜻蜓等昆虫被囚禁在一个笼子里，这种画面构图在以前的画中很少见到。
                              　　
     纵观中国画里的草虫形象演变，可以把中国画里的草虫构图变化归为这么几类：第一类，属于点景之作，草虫形象在画中起着丰富完善画面的作用，并不着重描画。第二类，草虫在画中占据主导地位。画家的主要精力着重在此，画里的草虫不可或缺。第三类，最常见的草虫画构图。画中草虫与花鸟比重相同，两者都是不可或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宋代的扇面小品。从主题上看，草虫画经历了从画面点缀到借物咏志的转变。从题材来看，草虫画的种类不断丰富扩展，描绘手法也在不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