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农村家族的复兴一方面源于农民的文化观念，更主要应从农民利益诉求的角度予以解读。在新的特殊条件下，无论是适应家庭经营的需要、对接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是助推乡村民主建设、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家族都为农民提供了有效的机制。

　　[关键词]利益；家族；农民
　　
　　现代以来，家族虽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呈衰落之势，但终没有被急速而来的现代化车轮完全碾碎。是家族能够容纳现代化变迁的要求，还是现代化并不完全排斥家族?更耐人寻味的是，在经历了某种政治运动的毁灭性打击之后，家族以其极强的历史穿透力重生于新时期。是今天的农村社会与农民仍然需要家族，还是家族的历史惯性依然强大?如果说传统家族是以血缘为纽带来维系的话，那么，当代农村家族则更多是靠利益以凝聚。在新的特殊条件下，农民借助家族这一独特方式表达了自身的利益诉求。
　　
　　一、适应家庭经营，对接市场经济
　　
　　当代农村家族的复兴正是在改革开放启动后农村经济与社会逐步转型的过程中开始的。改革开放恢复了农民的家庭经营，这一经营方式在释放巨大生产力能量的同时也给农村社会提出了现实的难题：分散的农户经济导致农业生产活动和农民的社会经济利益联系松懈、业缘纽带薄弱，农民难以自发建立适应现代要求的社团组织。在这种条件下，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或因劳动力不足，或因农具种类不全，或因生产资金短缺，或因生产技术匮乏，或因经营渠道闭塞，而程度不同地需要得到外来的支持和帮助。于是。农民家庭间的互助合作就成了农村生产经营合作的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天然的亲近感与地缘上的便利使家族成为农民理性的选择。沉石、米有录主编的《中国农村家庭的变迁》，对农民“经营中遇到困难时先后找谁”、“经营中所得到的帮助的大小来自于谁”、“选择合伙经营者的次序”等三个问题作了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直系亲属列第一位。这表明，主要是血亲帮助农民实现家庭经济的经营。表1是对福建省塘东村30个住户进行的社会互助抽查结果。通过该表可以看出，在农村互助中，家族仍起着主导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的全面展开，要求参与者充分利用自身的各项资源以实现与社会的交换及其自身价值。加之，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推进，传统产业与农村社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遭受前所未有的挤压。分散而弱小的农户经济必须利用自身的优势实现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对接。农村家族组织资源则提供了这一中介。农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借助这一天然资源与独特优势不断扩大谋生手段和拓展活动空间。据有关方面1991年1月在湖南、山东、河南等五省对160家乡镇企业的调查，发现85％的企业领导者之间有血缘关系，从父系方面看，67％没有出“五服”。在个体企业中，大部分都是“夫妻型”、“父子型”、“姊妹型”的。私营企业相当部分是有血缘关系或血缘相近的家族。另据报载，20世纪90年代淮安市出现家庭股份企业，有6000多个专业户合伙投资办厂。这些企业大多是家长或兄长牵头，联合家庭成员或亲朋好友合资联办，以家庭股份为核算单位，实行合资入股，民主管理，按股分红。这种家庭股份企业比个体、私营企业，生产经营规模大，经济实力强，驾驭市场能力增大，对市场风险的承受能力也更高，所以投资效率高，家庭致富快，有90％的家庭股份当年投资，当年分红。农民正是这样利用家族关系组织成各种经营形式，改善了农村经济结构，促进了农村经济与整个市场经济发展的接轨。

　　农村社会利用聚族而居的血缘资源，将其与地缘和业缘结合，实现了农民的组织性，从而加强了农民同外部世界的交往和信息的获得。无论在农业生产的合作上，还是在农村工商企业的发展中，家族关系都是可资利用的重要的社会资本，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而言，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冯尔康先生因而认为：“家族在当前农村经济改革的特定环境下，有着辅助生产发展、繁荣经济的新功能，它适应了农村个体生产、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发展的需要。家族活动对于农民个人以及部分城市居民来讲，则为扩大谋生手段，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提供了一种保障。”应该说，农村家族在农村社会现有的条件下为农民适应农业家庭经营模式和对接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天然资源和独特优势。
　　
　　二、制衡不法侵害，维护合法权益
　　
　　由于历史的惯性，作为中国最大社会阶层的农民仍然徘徊在现代社团组织之外。现代社团组织的主要功能在于使其所属社会成员结构化，实现对该群体的利益保护。就农民的组织化状况而言，无论是在各社会阶层中的利益博弈，还是对制衡权力的不法侵害都是不利的。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单个力量的博弈显然无力保障自身目标的实现，因此必然寻求组织的归属。主要从事着比较效益低的农业的农民则更需要建立自己的利益保护组织；然而，现有条件下的产业经营方式与社会政治格局界定了农民的“原子化”(atomi—zation)状态，农民难以自发组建应对现行博弈格局的现代社团。在现有的社会政治格局下，农民利用传统资源，以家族为载体，实现自身的组织化、结构化，为自身权益的维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改革的深入与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利益分化也渐成趋势，但要形成稳定多元的利益格局，则需借助于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改革以来，农村政治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中一点就是，作为政治权利主体的农民“原子化”。那么农民在与各种权力主体如乡村各级干部、执法人员等等发生关系时，客观上就形成了极不均衡的利益博弈双方。而农村地区因为地理位置偏僻，远离社会权力中心，处于国家政治结构的基层，高昂的监督成本往往为政策与法制的变通和权力的非正常运作提供了空间。从实际的情形来看，一些地方的基层组织常常基于自身的利益，违背中央的政策，任意加重农民的负担。还有就是，一些乡村干部和执法人员素质低，在监督失效和制衡无力的情况下，往往滥用权力，侵害农民利益。于建嵘在湖南所调查到的事实无疑是有力的例证。作为个体的农民正是因为组织上的弱势遭受了不正常的权力侵害，以至利益受损。在这种外部环境下，家族组织对农民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成为制约正式权力的一种势力。据贺雪峰等人对农民组织化程度与农民负担、乡村两级债务状况的调查，结果(如表2)显示，农民组织化程度与农民负担和乡村债务存在明显的反向关系。而在目前的条件下，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因为正式组织的缺失而主要体现为家族意识弱。这就是说，在家族意识较强的地方，农民的利益能得到更好的自我保护；反之，在村庄社会关联度低的地方，“原子化”的农民往往因要承受更多的负担而遭受利益侵害。

三、参与村民自治，助推乡村民主
　　
　　家族活动与村民自治的纠葛则一直是政界密切关注的动向和学界着力研究的焦点。村民自治的制度内涵是“民主”、“法治”和“自治”，这些理念及其实践，确定了国家权力的边界，也扩大了民间社会的空间。我们必须看到，村民自治为家族整合到乡村政治体系中提供了一条合适的路径。正如有学者形象地称村委会选举为乡村各种力量角逐村庄公共权力提供了现实的“平台”和合法性“人口”。国家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在乡村文化网络中发掘乡村社会的传统资源，从而形成合法性的地方权威。这就为实现农村政治的有序及农村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合理对接提供了条件。家族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舞台上扮演自己的角色。家族遵从村民自治的规则，合法地参与选举，进入乡村政治，符合农民的利益要求，也体现了村民自治的精神。应该说，村民自治对家族在乡村政治体系中作出了巧妙的安排和合理的整合。

　　家族参与村民自治，应是无可厚非的事。主体成员都是农民的家族参与村民自治的“四个民主”活动，不仅符合这一制度设计的基本精神，而且因为农民积极地政治参与而对制度实践具有一定的助推和完善作用，诚如肖唐镖所强调，“对村委会选举而言，宗族并不是洪水猛兽，并不是一股破坏性力量，相反却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提高选举的竞争性和公正性”。但有人担忧，在村民自治活动中，家族组织和同宗心理作为传统因素是具有破坏作用的，是不良的力量甚至反面的力量，应当清除。这样的观点显然是有偏见的。对此，贺雪峰先生有精到的论述：事实上，宗族活动在某些时候也可以成为民主进入乡村社会的正面力量。例如，在乡镇行政操纵村委会选举的情况下，分散的农民根本不可能成为抵制乡镇行政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可以通过两种形式与乡镇行政抗争。第一种形式是消极抵制，不配合。这种形式的效果显然也是消极的。另一种形式是通过种种办法联合起来抵制乡镇行政不正当的操纵。这种可以组织起来的最基本的资源是宗族。再如，在某些村的村委会选举中，不同大姓之间的激烈竞争，不仅可以提高村民参与的积极性，而且可以最有效地让村民体验到民主选举的法律制度进入农村社会所带来的快慰。也正是在激烈的竞选中，才有可能形成民主所需要的妥协、宽容精神和竞选者对民意的尊重。至于常见的对村民选举中家族大姓“压迫”小姓的指责，笔者认为，在现代民主选举中一般而言都会使多数一方占优，即使放大至国家，多数族群一方的胜出也是自然的，这正是自由竞争的结果，是无可厚非的。因此，这与其说是家族操控村委选举乃至公共权力现象，毋宁说是现代民主选举的“多数原则”所致的结果。另一方面，出于利益协调的考虑，应让少数一方在村委会中占据一席之地，也在情理之中，但这只是选举的技术处理和细节规定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姓氏(族)内不同堂之间也往往进行激烈的选举竞争与权力角逐。这一竞争所造成的内部制衡保证了乡村民主的实现和纠错机制的形成。其实，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无论是不同姓氏(族)之间的激烈竞争还是同族内不同堂之间的有力制衡，都是农民对民主的合法参与和真正体验。这对于“草根民主”在农村社会的生成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这种所谓家族排他性干扰村民选举的指责既不合常理，也不符事实。至于少数家族蓄意破坏选举并无理干扰村治，那是需要依法追究的。事实上，家族参与村民自治，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这一制度的活力，推动了其实践和发展，对于乡村民主进程具有建设性作用。当然，反面的事例也有，甚至在某些地方还比较严重，但这不足以对家族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定性。应该说，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只要家族活动不对村民自治制度形成严重的挤压，某些家族活动可能正是民主真正进人农村社会的催化剂，是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的正面力量。村民自治如何借用传统力量，实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一味予以回避或否认，显然是不理智的。

　　无论是适应家庭经营的需要、对接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是助推乡村民主建设、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家族都为农民提供了有效的机制。因此，农民的利益要求诉诸尚存的传统资源也就是其无可厚非的理性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家族无疑成了农民实现利益诉求的“一种天然的有效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