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性

　　丝绸之路从本意上看是指一条连接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但随着商贸的交往，必然引起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因而又是一个上升到文化的问题，后者尤其重要，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并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草原丝绸之路不仅是连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的通道，也是连接中国长城以南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经济、文化交往的要道。

　　草原通道的形成，与自然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中，要想沟通东西方交往是极其困难的。北亚遍布寒冷的苔原和亚寒带针叶林，难以适宜人类的生存，中亚又有崇山峻岭和广阔无垠的戈壁沙漠，筑成一道天然屏障，阻隔了东西方的通道。环境考古学资料表明，欧亚大陆只有在北纬40度至50度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才有利于人类的东西向交通。这个地区恰好是草原地带，东起蒙古高原，向西经过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北部，进入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直达喀尔巴阡山脉。在这条狭长的草原地带，除了局部有丘陵外，地势比较平坦，生态环境比较一致。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正好位于欧亚草原地带上，其生态环境与欧亚草原的其他地区基本相同。这条天然的草原通道，向西可以连接中亚和东欧，向东南可以通往中国的中原地区。可见，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东西方交通要道上都具有重要作用。

　　草原丝绸之路在沟通东西和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比其他丝绸之路显得更加重要和优越。中国北方草原是游牧民族生息的主要地区，在诸民族势力强大后，都先后控制了北方草原地区，向西可抵达今新疆境内，使沙漠丝绸之路经常出现隔断的现象。如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沙漠丝绸之路，但张骞的出使每次都被匈奴所截获，影响了通道的畅通。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的使者通过沙漠丝绸之路出使西域诸国被截获的现象也非常多。如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河陇被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及青海道被阻隔，唐朝的使者、僧侣、商人通往西域都必须取道回纥，走草原丝绸之路。游牧民族的经济是不稳定的，遇到天灾人祸，都会使游牧民族的经济溃退，因而必须依赖于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所以历史上才出现双方和亲、朝贡、战争等交替的局面。当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和睦相处时，双方的使者频繁来往，使中原地区的文化传入北方草原地区，而西方的商人也经过草原通道来到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加强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与突厥和回纥两个游牧民族有着密切关系。突厥人于公元6世纪中叶建立了突厥汗国政权，其疆域在最盛时，东尽大漠，西至里海，南抵波斯、印度，使许多草原和森林部落都处于它的控制范围之内，加强了各种古代文明之间早已存在的联系。在突厥人统治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之前，丝绸之路的交通主要是沿着欧亚大陆腹地边缘地带进行，将中国、印度、波斯和罗马连接起来，但通往罗马的道路需要从波斯境内通过，从事商业贸易需要经过波斯的中间环节，从而对突厥和罗马的直接利益造成损害。为了摆脱这种局面，突厥和罗马进行了多方努力，甚至导致突厥与波斯关系的破裂，同时促成了突厥与罗马之间直接贸易的开展，开辟了新的东西方之间交往的通道。这条通道在波斯以北，穿越咸海与里海之间的荒漠地区。具体路线有两条：一条由锡尔河出发，通过咸海北岸；另一条沿阿姆河，通过咸海南岸。两条通道在乌拉尔河口附近会合，通向伏尔加河，再沿顿河和黑海北岸到君士坦丁堡，或者穿越高加索，到达黑海的港口。这条通道是草原丝绸之路的西段，虽然不很便捷，但却在波斯阻隔正常通道以后又恢复了东西方的交往。

　　随着唐朝对漠北草原的统一，草原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唐朝军队连破突厥、铁勒汗国，漠北草原游牧部落在回纥的率领下归附唐朝。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朝以铁勒、回纥诸部设置六个都督府和七州，并给诸部首领玄金鱼符为符信。“于是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回纥汗国的牙帐位于鄂尔浑河上游(今蒙古国哈喇和林西北)，参天可汗道就是由唐朝关内道北部军事重镇丰州(治所在今内蒙古五原南)向北通往回纥牙帐的交通要道。这样，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又得到了开发，并为辽朝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全面繁盛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辽代和元代时期形成了几个国际都市。辽上京、中京、元上都、集宁路等皆为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城市，西方国家和中国中原王朝的使者、商人等都集中于此，从事政治上的沟通和经济上的贸易。辽朝政府还在上京城内的同文馆设置驿馆，给诸国信使提供方便的住宿条件。当时，西夏占据河西走廊，辽朝与西方国家的往来都要依靠草原丝绸之路，而上京、中京就成为各国使者、商贾的集散地。元上都城内的西关，是各国商人进行交易的地方，也是当时北方草原地区的商业中心。元人虞集在《贺丞相墓铭》中描绘道：“(上都)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虞集：《贺丞相墓铭》，载《道园学古录》卷十六)在元朝，外国使者、旅行家、商人、教士等经常来中国访问，草原上的元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如发郎国(中世纪近东人对欧洲人的称呼)的使者于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在开平(上都前身)朝见忽必烈；元惠宗时期，发郎国人再次到达上都；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元惠宗派遣发郎国人安德烈及其他十五人出使欧洲，致书罗马教皇，教皇又派遣马黎诺里等人到元上都谒见元惠宗，并呈献罗马教皇的回信和礼物。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于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随父来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并到元朝各地游览，回国后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介绍了元上都的宫廷生活和礼仪、蒙古族的生活风习等。另外，印度、缅国(今缅甸)、尼波罗国(今尼泊尔)等国的使者、僧侣、工艺家、商人等都曾来到元上都，促进了北方草原地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集宁路古城所处的位置曾是元朝的一个榷场，是北方草原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连接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商贸交易的重要纽带。这些古代的大都市是草原丝绸之路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二、北方游牧民族的西迁现象与草原文化的交流

　　在北方草原地带，游牧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游牧文化，并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中国的中原地区和西方国家进行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对开通和繁荣草原丝绸之路作出了很大贡献。当北方游牧民族遭遇内困和外来打击，其势力逐渐衰退之时，都要进行西迁。北方游牧民族的西迁现象并非偶然。当一个游牧民族的势力强大之时，都要占据整个北方草原地区，并且紧紧依靠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而生存，而原先占据草原地区的民族必然另寻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北方草原地区的东、南、北都不适宜游牧民族生活，只有沿草原丝绸之路的通道向西发展，如匈奴、回纥、契丹等便属于这种情况。匈奴于公元48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归附汉朝。北匈奴经历连年的严重天灾，又遭到南匈奴、乌桓和鲜卑的攻击，社会经济极度萎缩，力量大大削弱。公元91年，汉朝派大将耿夔出居延塞(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居延海一带)，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北匈奴单于率领一部分人众西迁至乌孙的游牧地区，后又迁到康居、阿兰聊(顿河以东至伏尔加河之间，南到高加索山脉之地)。北匈奴入阿兰聊以后，揭开了入侵欧洲的序幕，并开始扮演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公元840年，回鹘政权灭亡后，大部分人分三支向西迁徙，其中主要的一支迁至今葱岭以西。这一支回鹘人于公元10世纪在葱岭以西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公元1124年，辽朝被金朝覆灭之际，契丹皇族耶律大石率部北趋，沿草原丝绸之路西迁至中亚地区，征服了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花剌子模等政权和乃蛮、葛逻禄、康里等游牧部落，威服今新疆和中亚地区，这就是历史上的西辽政权。西辽政权共统治了80余年，经过辽朝二百余载的文化熏陶，在保持了正统的游牧民族文化的同时，包括儒家思想、汉语言文字、中原典章制度及生产方式在内的汉文化已经成为契丹文化的主要支柱。因此，西迁中亚地区后，并未被当地伊斯兰教文化同化，反而使契丹民族的文化和汉文化对当地造成很大的影响，让西方国家领略了东方文化的魅力。所以说，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沿着草原丝绸之路的西迁，不但加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还对东西方经济贸易的沟通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促进了东西方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在考古方面，无论是发现的古代遗迹，还是出土的文物，有许多方面都能反映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内涵。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是东西方文化交往的汇集地，有很多出土文物体现出文化的多元性。如金银器这种贵重金属制造的器物，往往被古代上层社会所拥有，最能表现文化的外化形态和内在形态，在草原丝绸之路的综合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于公元前2000年就发现了金器，经过初期的发展，到匈奴统治草原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契丹建立辽政权后是草原金银器发展的鼎盛时期，至元、明、清时，金银器逐渐大众化。北方草原金银器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中原地区、南方地区和西方国家的文化因素，充实了自己的文化内涵。中原地区和西方国家的文化在草原金银器中的表现最早可追溯到夏代晚期至春秋中期，而以战国时期匈奴的金银器体现最为明显，如流行于北高加索、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和阿尔泰艺术中的怪兽纹，就在匈奴金银器中有很多表现。魏晋十六国以后，印度、罗马、波斯、粟特等文化因素大量渗透到北方草原金银器中。同时，中原地区流行的文字符号、牡丹纹、莲花纹、龙凤纹、规整的装饰手法、制作工艺等，在北方草原金银器中也有非常明显的反映。而北方草原金银器的装饰手法、器物造型、纹样类型等对中原地区的金银器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以考古学中的器物类型及相关民族文化为切入点，来研究草原丝绸之路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的诸多问题，是草原文化研究的主要内涵和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