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节礼仪源于农耕文化在长期的日常生活当中，人们在衣冠服饰、饮食起居、社会交往、生产劳动等方面，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共同遵守的习惯，这就是风俗。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将其加以提高、丰富，固定为制度，强迫人们来遵守，这就是礼仪。
                  　　
      繁体的“礼”字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仪式。“礼”就是按照各自应有的名分、仪式来行动。
                  　　
      传统的礼共分五种：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和嘉礼。军礼已失传，凶礼仅用于天灾人祸。吉礼与祭祀有关，宾礼体现于社会交往，嘉礼则主要用于社会团体和家族之中的喜庆活动。礼的五种类型中，有三种与岁时风俗有关。可见，在传统的礼俗领域中最丰富的部分，就是岁时礼俗。
                  　　
      年节礼俗作为一种文化，必然与特定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有关。这当中，生存和发展又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文化的选择必然体现这一主题。
                  　　
      岁时年俗，体现了人类祖先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对于天象气候变化的认识，及其对农作物种植、管理和收获的影响。他们正是依此来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
                  　　
      节日中的许多仪式，都反映出农民对丰收的期盼，由此形成的节日风俗，往往建立在原始崇拜的基础上，并以祭祀为重要形式。从娱神演变为自娱。
                 

    “年”的概念的产生，恰好体现了这种认识的过程。
                  　　
      什么是“年”呢？过去有个传说，“年”是一种怪兽，每年到了年三十晚上就要出来吃人，为了躲避这种怪兽，大家就要守岁、放鞭炮等等。
                  　　
      其实，至少在上古时期，还没有“年”的概念。尧舜时称“载”，夏代称“岁”，商代称“祀”，周代才称“年”。在《说文解字》中，“年”的含义就是“稻谷成熟了”。从此，在四季轮回一次之际，出现了庆祝丰收和祭神祀祖的活动。但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年节，因为日期不固定。春节的真正定型在汉代以后。以后经过了魏晋南北朝和唐宋两个整合期最后成熟。但是，由于中国人在宗教方面的实用主义倾向，年节风俗逐渐由娱神发展到自娱，庄重中融入了吉庆的气氛。祭祀以及相关的庙会，最早是为了表演节目给“神”看，但是，这些节目逐渐变成了人们自娱自乐，庙会也成了庙市，人们吃喝玩乐，购物逛街，反映出一种世俗的快乐。“兔儿爷”这个小玩意，就是这种变化的见证和代表。它产生于老北京，既是玩具，又是偶像、工艺品，集兽、人、神、玩具于一身。你既可以把它放在供桌上崇拜，又可以扔给小孩子玩，这种多重身份，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把“神”世俗化的观念。调控社会的有力杠杆年节礼俗，是传统文化中最基层、最有活力的部分，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精华。它不仅是对人们的生产、生活的调控，而且调控社会关系，乃至人与神，人与祖先（鬼）、人与自然的关系。过去，每到腊月初八吃腊八粥之际，熬好的腊八粥先要盛上几碗摆在供桌上敬神祀祖。祭祀完毕，再从锅中盛出一些分赠给亲朋友邻居。而且，送人家腊八粥时不要超过中午。送完以后全家老小再围坐在一起喝腊八粥。

      春节期间，民间、官场都有拜年的礼俗。这是春节期间最主要的活动。拜年皆为礼节性、祝愿性的过场，用于沟通感情，密切关系，增进友谊。除夕之夜，家族成员团聚之际举行家宴，谓之“团圆饭”。正式开始之前，先要举行降重的祭祖仪式。届时，家庭全体成员都要穿戴整齐，表情严肃，在家中最高长辈的带领下，依次拈香、跪拜。在度过除夕夜之后，初一凌晨“诸神下界”的时刻，家家户户还要举行接神仪式。可以看出，年节礼仪，通过问遗馈赠，调适亲友、邻里关系；通过祭祖，调适与祖先、与族人、以及家庭成员间的关系；通过敬神，调适人与神、人与天（自然）的关系。年节礼仪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通过周而复始、年复一年的不断反复叠加，强化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借此强化了传统、使现实和传统紧密地联系起来，给人一种承续感和绵延感，让人不忘传统，不忘延续。同时，增强了民族、家族的凝聚力。这种精髓，才是人们想念传统年节礼仪的真实原因。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
                  　　
      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
                  　　
      大年初一扭一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