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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6年人咸阳至平帝元始五年(公元1年)为新莽所篡前的212年，是为前汉。自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共196年，是为后汉。两汉合共426年，除王莽篡汉18年，实为408年。这段不算短的历史，正是中国书法艺术意识充分唤醒、书法艺术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秦王朝崩溃了，却给汉代留下隶体这个初生而未成熟的文字形式—种大可开掘大可创造的新形式。汉代人没有辜负这个形式，以时代人的气质和胸襟，创造了风格多样、气象万千的书法艺术。有人把严格意义的书法从汉代算起，也是基于汉代才有这种艺术追求的自觉，有其辉煌的成就。西汉以来，利用这个适于抒发情性的形式，创造了具有其时代特色的书法。隶体已是西汉广泛流行的字体，只是由于一种习惯心理，官书、重要文献，仍用篆书。其他场合都是用隶体了。隶体与篆体比较，更讲究运笔所产生的点画形式。因此，呈现了远非甲骨文、钟鼎文、小篆所具有的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      前面我们已粗略地谈到，篆字的隶变，不仅使匀齐单一的笔画变成了带有波碟的隶笔，而且在结体上也有笔画的简化。从用笔到结体，有一套完整的程式，主笔长横的起笔有蚕头，行笔有波势，收笔有碟尾，圆转变成了方折。点如楔，竖如柱，篆体中左右对称之笔，在隶体左边变成了随势而出的斜弧，右边变成了随势下压后又提收的雁尾。就整个体势而言，也由长方变成了正方，甚至扁方，整个结体中宫笔画紧结，而后向左右舒展。      在“诸侯争长，简檄相传”的公务繁忙之际，为应急需，隶体快写，便形成了草书。这时的草书不像小篆那样，官方制定出规范的体式公之于众，而后大家效仿。它是时用文字急速草率的书写。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章草.后于那些非正式的草书。章草是草率之隶的规整化，或可说实际上是隶体的草写。因此它既有随意的用笔，又保留了隶意的某些笔势。“今草”则又是篆隶简帛等书体草率的书写。在篆隶放笔书写而不过分潦草之时，便有了行书。人们常说，“行书介于真草之间，近于真者谓之真行，近于草则为行草”。这并不错，但这是用真书出现后的眼光看问题。其实真书只能产生在草书出现以后，是借草书的用笔，综合隶体的规整形式而成的字体。(实际上简牍书中的篆隶便写，就是一种“行书”)。汉时有八分、隶、章草、今草，唯独没有成熟的正行书，就说明这一点。早期正楷字如《爨宝子》等，撇捺多带隶势也可证明这点。      汉代居延简和一些瓦当上已出现了近乎正体的结体和用笔，但都还不是自觉的正体意识的产物，而是隶体的行草化。它们是正体创造的基础，但还不能把它们看成正体，因为它们还不具备正体的点画用笔。      西汉不重立碑，公文多书于简犊、增帛。从长沙出土的《老子》甲本和乙本看，用笔全是隶意。甲本笔画参差，结字或纵或横，自由随意，仪态万方，有行无列，字距疏朗，行气连贯;乙本字迹方正，较前者工整。西汉少量的刻石文字，如《祝其卿坟坛刻石》等，多为小篆，包括一些铜器铭文也基本上是小篆，但笔道方折，形势变扁，已明显不同于秦篆，可见与隶字体势的影响分不开。      东汉树碑立传之风特盛，给后代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此时虽然字体定型，但书家各据情性，书法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风格。书家亲自书丹，十分自觉地讲求书写用笔。其中有茂密雄强、浑穆厚重者，如《部君开通褒斜道石刻》、《西狭颂》、《衡方碑》等;有方整劲挺、爽利峻峭者，如《张迁碑》、《鲜于磺碑》、《子游残石》;也有瘦硬劲健、出规人矩者，如《熹平石经》、《礼器碑》、《孔宙碑》、《乙瑛碑》等;也有峭挺野奇、烂漫多姿者.如《石门颂》、《杨淮表记》。(侯镜昶先生《书学论集》、《东汉分书流派详述》对东汉分书作了十四大流派的分析，可为参考。)      汉代，印章凿刻也大为兴盛，有官印、私印、烙马印、吉语印、肖形印等，是书法艺术中又分离出的一种独特形式。      铜镜上的铭文、砖瓦上的文字、漆器上的款识，或配合装饰纹样，或依循载体形式，常出现不失字体基本结构的笔画增减。      纸张在此时发明。从现今发现的居延笔看，制作已十分精良。从书写文字的大小看，已出现“大者一字径丈，小者方寸千言”者。已有专门的书法理论著述出现，反映了当时的书法状况、书学观点和书法美学思想。如果与秦和先秦比较，可以说，秦以前是篆书由象形到抽象、由粗朴到精整逐渐演变的时代。秦以后，隶体成熟，隶体又派生出章草、今草、正楷等。两汉时期汉字诸体基本完成，而且书法成就极高。所以，人们常把书法的历史从两汉算起，或把两汉看做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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