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赵叔孺活跃于海上印坛之初，正是吴昌硕声誉如日中天之时。诚如沙孟海在《沙村印话》中称:「历三百年之推递移变，猛利至吴岳老，和平至赵叔老，可谓惊心动魄「前无古人。」陈巨来也在《安持精舍印话》中说: 「还来印人能臻化境者，当推安吉吴昌硕丈及先师鄞县赵叔儒时棡先生，可谓一时瑜亮。」赵叔孺兼浙皖两派之长，由赵之谦人手既而上溯秦汉玺印，博涉三代吉金文字，营造出一种典丽恬静的风神，从其者甚众，据《赵氏同门录》记载就有六十位之多。但赵叔孺作为民国印坛的一代宗师，并不赞成学生沿袭老师的面目，而主张根据各自的禀赋和学养确立研究上的侧重。回顾二十世纪的印坛，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同出二弩精舍门下的沙孟海、方介堪、陈巨来、叶潞渊四老，以各自的成就和艺术风貌独树一帜，与赵师同列为二十世纪杰出的篆刻大家，而陈巨来的最高成就是将元朱又印推向了一个精雅绝伦的境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唐宋以来，文人士大夫的自用印在形式和功能上，都呈现出新的发展，追求古雅的风尚渐趋成熟，从设计印稿到尝试刻制，呈现出文人篆刻的趋向。元代朱文印通过对唐宋以来印式和艺术趣味的仿效和改造，成为朱文印发展演变的新的历史阶段。吾丘衍、赵孟頫身体力行，在文字与书法风格的纯正和艺术形式的雅化上，以及文人情趣的渗透等方面，成功地确立了元朱文的艺术地位，使之在明代以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成为文人篆刻家心中的典范。

　　然而从元朱文形式的确立，到艺术风格的完全成熟，乃至臻于尽善尽美之境，却经历七百多年漫长的岁月，可以说经过了历史的提炼和净化，到陈巨来时代才进人了一个光风霁月的境界。陈氏在他的《安持精舍印话》中说: 「宋元圆朱文，创自吾赵（苦丘衍、赵子昂），其篆法章法，上与古玺汉印、下及浙皖等派相较，当另是一番境界，学之最为不易。要之圆朱文篆法纯宗《说文》，笔画不尚增减，宜细宜工。细则易弱，致柔软无力，气魄毫无：工则易板、犹如剞劂中之宋体书，生硬无韵。必也使布置匀整，雅静秀润，人所有，不必有，人所无，不必无「则一印既成，自然神情轩朗。」此中尽可印证其艺术创造上的甘苦。

　　一个艺术流派的起始、发展、成熟、延伸都离不开它特有的文化背景，艺术家作品的格调相当程度取上决于技法之外的文化素养和对特有文化背景的把握。著名书法篆刻家徐云叔先生谈到陈巨来篆刻艺术的文化渊源时有一段精辟之论，他指出: 「陈巨来先生对于传统文化有一种物我相融的喜好，更有透彻深刻的理解。他的作品之古雅即得益于此。没有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濡养，就不可能有他的印风。这既是陈巨来先生成功之所在，也是元朱文精神之所在。当然，中国古典艺术都讲究文化的熏陶濡养之功，而元朱文对这一点的强调更为突出。从赵子昂到汪关、丁敬、再到赵叔孺、陈巨来，元朱文经历了七百多年的时光，如封存的陈酿，到了陈巨来手里才真正地闻到了扑鼻的窖香。没有长期文化熏陶的造就和心理素质的积淀，是做不到的。

　　陈巨来传世的印谱有一九四八年杨朋之所辑的《盍斋藏印》，一九七六年台湾曾绍杰在香港出版的《安持情舍印存》。一九八二年陈氏自选历年听作之精严者四百余钮成《安持精舍印最》，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是谱并收入了陈氏四十余岁所著的《安持精舍印话》二十一则，以便读者参照。

　　这次选载的陈巨来印作，「冯超然」、「梅景书屋秘笈」两钮有悲庵余韵，这种风格在他的存世之作中已为数较少。他为吴湖帆刻印既多且精，共约八十方之数，「吴湖帆潘静淑珍截印」两钮（见三三九、二一四○页），朱文圆润清丽，转折柔而不弱，几处斜笔的呼应增添了全局的生动之致。白文取法汉铸，在篆法的方圆处理及留红、并笔、穿插方面都堪称杰构。「中山杨氏盍斋珍藏金石书画」为其元朱收藏印的代表作，字字妥贴，线条约整而不失笔意，印文与印边的连接也极为相宜，在各字的转折处恰到好处地把握住此印圆中寓方的风格。他刻这类元朱文，也并非千印一面，「云松馆」、「江南六俊世家」，可以品味其不同的风貌，能在总体清丽的风格下各尽其妙，这与深厚的文字学功夫很有关系。「张守成印」笔意方劲饱满，工稳平实一路的印较易陷入板滞而沉闷乏味，情趣索然，但此印「守成」二字的篆法及「张印」二字的收笔处都巧妙地表现出静中寓动的趣味，留红的效果也鲜明生动。「朱曜之印」仿汉宫印，坚挺沉着，静穆可观。陈氏为同门书画鉴赏家洪洁求所作的诸印中， 「洪洁求鉴藏书画之印」为其收藏印的另一种面目，「忆巴楼」三钮均为经意之作，其余诸印亦各具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