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传统的发展理论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作用的看法并不太切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本文从演化理论的角度探讨了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国家干预的内容及其重点，并运用“情境特定”的理论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和经济追赶历程，这种基于历史的阐释对于处于转型期并试图构建企业技术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 国家干预 经济发展 政府失灵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真正实现了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国家少之又少，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可以成功地实现赶超，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深陷贫困的泥潭？国家干预在经济发展和赶超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传统发展理论未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从演化经济学出发，认为应超越“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狭隘视角，以一种历史的、动态的视角来看待国家干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历史的观点：从不发达状态走向发达状态
　　
　　演化经济学强调历史是不可逆的，强调经济生活中的累积性力量，认为任何一个国家要从不发达状态走向发达状态，必须要经过一个必须的点（the obligatory point），这个点实际上就是经济迈向发达状态的一个转折点。要通过这个点，就要借助国家的力量，而不是单纯的市场力量，使经济摆脱报酬递减活动的束缚逐渐走向动态报酬递增的自增强道路。

　　演化经济学认为国家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保护新知识的生产。为促进经济发展，国家会强制或引导私人从事特定的报酬递增产业，并施以特别的保护，逐渐在这些产业构筑起自身的技术能力。在经济中存在一些正向的反馈机制，这些机制使经济逐渐走上自增强的自我持续之路。动态的报酬递增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机制，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也是经济中正反馈机制的起点。第一阶段的许多发展经济学家用外部效应概念来概括他们所观察到的这种报酬递增现象，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些系统性效应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引起增长和福利的活动是特定的。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会遭遇各种发展障碍，在这个阶段，国家往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实质性的作用。

　　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是技术进步，经济中的正反馈效应和自增强过程仅仅是从增长的来源上讲，但是必须有适当的分配机制使经济增长的福利分配到社会各阶层。演化理论认为知识和技能水平是引起国家间生活水平差别的最关键因素。一方面，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内部人们的收入水平（发达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内部）有趋同倾向，而另一方面各组别之间则有趋异倾向。如果经济是封闭的，那么经济增长的收益可以以高工资的形式分配给生产者或者以低价格的形式分配给消费者，但受益者都是本国人民；如果经济是开放的，则经济增长收益的分配型态完全发生了变化。如果两个国家都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则贸易型态是对称的，并不存在将收益转移至国外的机制；但是如果一个是发达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那么不对称的贸易导致技术变迁所带来的收益的大部分都会转移给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一般处于技术发展的低端，生产的是资源型产品和低附加值的初级工业品，虽然每一次交换从表面上看是“公平”的，但是低价格意味着低工资和低利润，低价格的好处被发达国家获取了，发展中国家并未从生产产品中获取更多的收益。同时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工业品价格也很高，增加了生产成本和消费成本，出口的低价格和进口的高价格这两个过程结合在一起使发展中国家的收入状况恶化。发展中国家工业生产的动态报酬递增收益不是在局部范围内以“共谋”方式被分配了，而是在国际范围内以低价格形式分配给发达国家。
　　
　　国家的作用：一种动态的演化视角
　　
　　在经济发展初期，国家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组织功能。演化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国家至少具有以下作用：引导私人进入“恰当的产业”，并在“恰当的产业”中创造比较优势。一个国家必须建立从事报酬递增活动的产业；国家在提供基础设施、制定标准和提供法律系统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国家为扶植相关产业的发展，充分利用了补助、税收减免、禁止某些项目的进口和出口、输入有技能的劳动力等政策措施；国家作为需求的创造者和高级产品的需求者，例如国家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人们的需求，如果报酬递增的收益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享，就会引起收入的两极分化，而且最终也会引起需求减少，打破需求增长、技术进步和收入再分配之间的良性循环。国家对知识创新的保护、对教育本身的强调。国家对引进新技术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和补助，对新发明进行专利保护以鼓励发明和创新，建立大学、科学院、研究机构和职业学习系统等等；国家在市场体系形成之前或在工业体系建立之前，必须充当企业家的角色。

　　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比如当市场已经建立起来，并能发挥配置经济资源的功能，工业力量逐渐变得强大，而且国家的管理越来越不经济、管理成本越来越大时，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经济对国家的引导和干预要求就会相对减少，此时国家的作用是维持国家创新体系并创造对新技能的需求。可见，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也是演化的，而且具有不可逆的性质。

　　演化经济学认为国家的作用远比纠正市场失灵大得多，但是同时也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公共政策要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演化经济学可以提供的非常重要的见解是：国家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时面临的是一个终端开放的世界，在其中存在着根本的不确定性，此时的问题不是在一个封闭系统中求解最优问题，国家的干预和公共政策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而是为了培育学习能力、系统地整合增长的知识和适应变化着的环境，演化的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是创新过程，核心的政策问题变成了增加实验行为的概率，政府在追踪和鼓励创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国家的干预能力受到高度限制，国家是有限理性的，它面临着激励问题（官僚政治追逐利益、院外游说、寻租等）和知识问题（与私人主体相比，国家在获取更好的信息方面并不具有优先权），而且政府结果像市场结果一样受不可逆性、过去经历和路径依赖的影响；由于经济系统的敏感性、复杂性，系统也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演化，这意味着系统的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税收、补贴和反托拉斯政策达到其目标的能力取决于执行政策的日期和实施政策之前经济系统所遵循的路径。演化理论并不反对市场对经济系统的内在调节作用，但不能因为政府存在所谓的失灵现象，或者因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会造成混乱等理论上的抽象理由，来反对政府干预。对历史上成功实现追赶的国家的经济史的诸多研究都证明了国家的政策和干预在构建技术能力和国家竞争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结论
　　
　　本文从演化理论的角度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作用进行了历史的阐述和理论上的解读，这种描述性的阐释已经体现了演化理论的解释能力和独特视角。然而在新古典理论中，政府却成了引发诸多问题的“罪魁祸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华盛顿共识”更是主张“国家的作用最小化”，这种不顾发展中国家国情和现实需要的做法已经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长期以来，发展理论都未能建立起一种基于发展中国家国情、考虑发展中国家文化特殊性的系统性分析框架。目前，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展到非常关键的阶段，对于国家作用的正确认识将会大大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实际上，对于中国这样的双重转型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来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将会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主导并制约着经济实践，因此，构建一种基于中国国情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于认识这一重大问题非常有意义。而演化经济学的兴起，为发展经济学的转变提供了某种契机，从“存在”向“演化”的转变将会为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张夏准.发展型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3.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