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个人命运，是一个充满谜团与烟雾的历史大悲剧。

    关于商鞅的结局，史料有两种记载。《战国策·秦策一》记载的过程是：秦孝公病势沉重之际，“欲传商君，辞不受”--秦惠王“蒞政有顷，商君告归”--期间有人劝说秦惠王除去商君--商君从家乡或封地回来，秦惠王就车裂了商鞅。这里的事件逻辑，很接近于正常状况：秦惠王接受了劝说者的两点理由：其一，商鞅权势太重，对君主构成威胁；其二，秦惠王对商鞅有曾经的政治仇恨，应该“图之”；也就是说，应该复仇。

    整个过程4个阶段，简单明白，符合当时政治复仇的残酷现实。结论也很明白：秦惠王杀害功臣。

    但是，《史记·商君列传》的记载却很是复杂，过程脉络是：秦孝公死--太子立--公子虔集团告发商鞅准备造反--秦惠王下令追捕商鞅--商鞅逃亡到函谷关下--夜晚未能入住旅店--商鞅逃亡到魏国--魏国没有接纳--商鞅逃亡他国--被魏国堵截并强行驱逐回秦--商鞅重新回秦--商鞅进入封地发兵造反--商鞅武力量装北上--商鞅打到了关中东部的郑县--秦惠王发兵攻打商鞅武装--秦惠王在郑县以东的渑池擒获商鞅--秦惠王杀了商鞅--秦惠王再度车裂商鞅尸身--秦惠王灭商鞅之家。

    这一记载，前后共19个阶段，颇见曲折。

    两则记载的最大差别，是商鞅究竟有没有起兵造反？

    在《战国策》的记载中，整个过程未见举兵造反之痕迹，其真实性很容易为人理解。《史记》的记载，则明确立定了商鞅的造反事实，商鞅的一系列举措，也非常的荒诞离奇。以实践逻辑分析，《史记》关于商鞅结局的记述，疑点非常明显，也很多。让我们进行一番最简单地辨析--

    其一，商鞅的造反动机是什么？《史记》始终未见表现。重大事件未见动机，这在《史记》中很少见。

    其二，公子虔举发商鞅“欲反”，举证事实是什么？也未见记载。

    其三，既有先期举发，可见商鞅造反已经先有预谋。果真如此，在已经发兵追捕的情况下，商鞅为何不直接进入封地举兵，却要匆忙逃亡到“关下”？这个关下，就是函谷关下。战国之秦国，不冠名称而只言“关”字，从来都只是函谷关。如同一个“河”字，只能是黄河，而不是其它任何河流。从地理环境说，从咸阳直奔东南方向的商於，比东出函谷关要近便得多。从军事守备说，从蓝田塬下商於，只要不走武关，就没有军事阻拦；而函谷关却是永远重兵把守的要害之地，道路只有一条，逃亡难度极大，赶到函谷关做什么？期间区别，商鞅想不到吗？

    其四，既然先行逃亡，说明商鞅原本就没有造反预谋，或者此时已经放弃了造反举兵。在逃亡失败之后，商鞅才进入封地举兵--这是有预谋的造反吗？果真如此，期间转变之突兀，说明商鞅分明是一个愚不可及的人。可是，商鞅是脑袋容易进水的人吗？即或是一个平庸的谋反者，也不会如此笨拙。通晓政治军事的商鞅，能在预谋造反之后，还会如此进退失据仓皇失措吗？

    其五，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实行虚封制，封主对封地没有治权，更没有任意组织武装的权力。商鞅住店，都因为没有身份证明而不能入住，为什么一进入商於，就能立即发动“徒属”举兵？这于前述旅店之法治状况，简直是天壤之别，可能吗？

    其六，追随商鞅造反的”徒属”，究竟是些什么人？是左右追随者，还是普通民众？如果是忠实于商鞅的左右追随者，商鞅丢下这些人只身逃亡，逃亡失败后再回来，还能发动这些人造反，就是非常荒唐的；以战国之风，这是“负人于前，陷人于后”，是十分恶劣而令人不齿的行为，那些左右还能追随商鞅吗？如果是普通民众，《史记》已经点明“秦人不怜”商鞅，那么，冷漠的民众能不假思索地跟着商鞅造反吗？

    其七，商鞅举兵造反，商於郡县两级官府，竟然没有任何动静，这可能吗？商鞅能在商於造反，未遇任何地方官率军阻拦，而能率军直接北上；在法度严明的秦国，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其八，商鞅造反军要进关中，既必须越过武关要塞，又要翻过蓝田高地。期间，至少武关是极其重要的东南要塞，能放任一支造反武装顺利北上吗？

    其九，果真造反，商鞅武装南下进攻秦楚交界的大山地带，不失为当时独立自治的最佳选择。《史记》中的商鞅造反，却直接北上进攻重兵驻守的关中，这几乎是没有任何目标意义的盲目抉择。以商鞅之才，可能失败于强大的军事压力，但绝不可能失败于如此浅显的谋划。这种造反路径，采之于流言编造的可能性极大。

商鞅的个人命运，是一个充满谜团与烟雾的历史大悲剧。

关于商鞅的结局，史料有两种记载。《战国策·秦策一》记载的过程是：秦孝公病势沉重之际，“欲传商君，辞不受”--秦惠王“蒞政有顷，商君告归”--期间有人劝说秦惠王除去商君--商君从家乡或封地回来，秦惠王就车裂了商鞅。这里的事件逻辑，很接近于正常状况：秦惠王接受了劝说者的两点理由：其一，商鞅权势太重，对君主构成威胁；其二，秦惠王对商鞅有曾经的政治仇恨，应该“图之”；也就是说，应该复仇。

整个过程4个阶段，简单明白，符合当时政治复仇的残酷现实。结论也很明白：秦惠王杀害功臣。

但是，《史记·商君列传》的记载却很是复杂，过程脉络是：秦孝公死--太子立--公子虔集团告发商鞅准备造反--秦惠王下令追捕商鞅--商鞅逃亡到函谷关下--夜晚未能入住旅店--商鞅逃亡到魏国--魏国没有接纳--商鞅逃亡他国--被魏国堵截并强行驱逐回秦--商鞅重新回秦--商鞅进入封地发兵造反--商鞅武力量装北上--商鞅打到了关中东部的郑县--秦惠王发兵攻打商鞅武装--秦惠王在郑县以东的渑池擒获商鞅--秦惠王杀了商鞅--秦惠王再度车裂商鞅尸身--秦惠王灭商鞅之家。

这一记载，前后共19个阶段，颇见曲折。

两则记载的最大差别，是商鞅究竟有没有起兵造反？

在《战国策》的记载中，整个过程未见举兵造反之痕迹，其真实性很容易为人理解。《史记》的记载，则明确立定了商鞅的造反事实，商鞅的一系列举措，也非常的荒诞离奇。以实践逻辑分析，《史记》关于商鞅结局的记述，疑点非常明显，也很多。让我们进行一番最简单地辨析--

其一，商鞅的造反动机是什么？《史记》始终未见表现。重大事件未见动机，这在《史记》中很少见。

其二，公子虔举发商鞅“欲反”，举证事实是什么？也未见记载。

其三，既有先期举发，可见商鞅造反已经先有预谋。果真如此，在已经发兵追捕的情况下，商鞅为何不直接进入封地举兵，却要匆忙逃亡到“关下”？这个关下，就是函谷关下。战国之秦国，不冠名称而只言“关”字，从来都只是函谷关。如同一个“河”字，只能是黄河，而不是其它任何河流。从地理环境说，从咸阳直奔东南方向的商於，比东出函谷关要近便得多。从军事守备说，从蓝田塬下商於，只要不走武关，就没有军事阻拦；而函谷关却是永远重兵把守的要害之地，道路只有一条，逃亡难度极大，赶到函谷关做什么？期间区别，商鞅想不到吗？

其四，既然先行逃亡，说明商鞅原本就没有造反预谋，或者此时已经放弃了造反举兵。在逃亡失败之后，商鞅才进入封地举兵--这是有预谋的造反吗？果真如此，期间转变之突兀，说明商鞅分明是一个愚不可及的人。可是，商鞅是脑袋容易进水的人吗？即或是一个平庸的谋反者，也不会如此笨拙。通晓政治军事的商鞅，能在预谋造反之后，还会如此进退失据仓皇失措吗？

其五，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实行虚封制，封主对封地没有治权，更没有任意组织武装的权力。商鞅住店，都因为没有身份证明而不能入住，为什么一进入商於，就能立即发动“徒属”举兵？这于前述旅店之法治状况，简直是天壤之别，可能吗？

其六，追随商鞅造反的”徒属”，究竟是些什么人？是左右追随者，还是普通民众？如果是忠实于商鞅的左右追随者，商鞅丢下这些人只身逃亡，逃亡失败后再回来，还能发动这些人造反，就是非常荒唐的；以战国之风，这是“负人于前，陷人于后”，是十分恶劣而令人不齿的行为，那些左右还能追随商鞅吗？如果是普通民众，《史记》已经点明“秦人不怜”商鞅，那么，冷漠的民众能不假思索地跟着商鞅造反吗？

其七，商鞅举兵造反，商於郡县两级官府，竟然没有任何动静，这可能吗？商鞅能在商於造反，未遇任何地方官率军阻拦，而能率军直接北上；在法度严明的秦国，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其八，商鞅造反军要进关中，既必须越过武关要塞，又要翻过蓝田高地。期间，至少武关是极其重要的东南要塞，能放任一支造反武装顺利北上吗？

其九，果真造反，商鞅武装南下进攻秦楚交界的大山地带，不失为当时独立自治的最佳选择。《史记》中的商鞅造反，却直接北上进攻重兵驻守的关中，这几乎是没有任何目标意义的盲目抉择。以商鞅之才，可能失败于强大的军事压力，但绝不可能失败于如此浅显的谋划。这种造反路径，采之于流言编造的可能性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