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述相比，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新的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论述有两个变化，一是将“历史的”提到了“美学的”前面，二是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述的基础上，增加了“人民的”“艺术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丰富、充实和发展，是立足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的历史和我国当前文艺的典型症候所作出的科学论断。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文艺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活动是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可以说，人民性和艺术性是中国现代文艺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所赋予中国文艺的两个内在属性。文艺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当然要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审美性。然而，文艺又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单纯娱乐消遣之作，它作为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形式，要具有特定的时代内容，要植根于社会现实，写那些为推动社会进步而工作、奉献的民众的生活，为“中国的脊梁”鼓与呼。那种“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的文艺作品，终究不是体现我们时代特色和中国当代精神的典型。因此，可以说，人民性和艺术性是中国现当代优秀文艺作品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特质。与此相应，我们在批评实践中，无疑就要坚持从人民观点和艺术观点的统一出发对文艺作品进行阐释和评判。
然而，当下一些具体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中，人民观点往往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甚至出现了将其和艺术观点对立起来的状况。对这一现象，我们有必要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做一些辨析。
在近些年，用来遮蔽人民观点的一个主要概念是公民性。公民性的支点是个人，强调在宪法框架内个人权利得到保障，这一概念是和西方社会个人主义传统紧密联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社会批判理论，也是以此为出发点，强调面对社会秩序，保持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而人民观点强调的则是个人的集体属性。坚持人民观点意味着，我们应在个体所处的社会结构中去看待自身位置，只有自身所属集体的命运得到整体的结构性改变的时候，个人的权利才能真正得以保障。现在以公民性反对人民性、反对人民观点，原因就在于，新时期以来，思想界、文艺界在反思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曲折历史的时候，认为人民观点只强调集体，遮蔽了个人应有的权利，在文艺创作和批评中，否弃人民观点而张扬个体性的文艺观也一度盛行。其实，我们应辩证地看待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一个人只要进入社会，就绝不可能是一个原子式的个人，而一定会和他人发生关系。而更进一步，在社会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发现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甚至是完全无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只有在集体的命运得到改变的时候，个人处境才能得到改变。比如，毛泽东当时呼吁那种“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就是立足当时的历史语境而做出的正确判断。那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急关头，其实际情形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只有个人和与其处于同一历史命运的集体联合起来，才能实现个人命运的改善，也才能真正实现个人的权利。而现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性是社会本质的体现和要求，更不容否定。所以，一些人以个人奋斗的成功学神话去消解人民性的合理性，显然是一种错位。
将艺术观点和人民观点对立起来的倾向，是从否认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强调文艺的独立自主出发的。今天对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常见指责，往往是说其图解政治意图而缺乏艺术性。因此，一个时期以来，民国文学、民国学术、民国范儿在一定范围内被广为推崇，乃至以之作为否弃、消解革命文艺的依据。艺术上的精致当然是必要的，每种文学类型，或许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但是，如果我们以“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这个高度去衡量，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文艺创作不应“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而是要立足时代问题和人民需求，有一种现实担当。毛泽东为何要强调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而工农兵那时“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革命作家所创作出的一大批优秀作品，正是响应党的号召，从当时的社会主体——工农兵的需要出发而得以成为经典之作的。对于同时代的其他类型的作品，比如今天为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民国文人、国学大师，我们应尊重他们做出的贡献，他们能够有条件进行创作和研究，既是个人的幸运，也是我们历史的一个财富。但我们绝不能以这种少数人的幸运来否定那些在轰轰烈烈的战争年代鼓舞了人民和战士的斗志和热情的作品。以今天所谓审美性的标准来看，这些作品的艺术形式似乎不是那么精致。然而，文艺作品的艺术性，本来就不只限于形式和技巧，而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以“时代的鼓手”田间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一首小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为例：“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这首小诗短短几句，却将当时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紧迫性和每个普通中国人的历史责任呈现出来，唤醒了千千万万中华儿女，鼓舞他们为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改变而战斗。这首诗看似平淡无奇，却铿锵有力又朗朗上口，是一首继承中国诗歌“老妪能解”的现实主义传统，承担着历史责任和使命的优秀作品。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它们不正是实现了人民观点和艺术观点完美融合的文艺作品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我们在理解、阐释文艺作品的时候，应超出个人的视野，不是着眼于一己之私，而是将自己和大多数人、和集体的命运联系起来，从人民的生活现实和情感需求出发，发现、肯定那些具有民族风格和历史担当的文艺作品，对其做出深入阐发，从而实现人民观点和艺术观点的统一。（崔柯/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
部落主人 
部落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