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富由勤。人尽知之。我谓公道二字。乃致富之要诀。常见世人欺慢愚人。巧诈取财。或戥秤升斗出入各别。也有赚钱起家的究竟巧里来。拙里去。明里来暗里去葢由出此心一欺。必乾天谴。终成无益。何如任天由命。永保福基。故我谓公道二字。其致富在勤字之上。富贵是命里带来的。自不必说。然亦非铁汁熔成的。天道恶盈。若无德以迓之。恐转而消折矣。钱财盈丰。千仓万箱。不过属你管辖。不可看作万年不拔之基。若遇好事不做。遇贫难不施。不过一守财虏耳。或者博施济众上天鉴之必永享富厚也”

       这段话出自清代名臣于成龙的《于清端公治家规范》一文，大意是训诫子孙应该养成一种什么样的金钱观、财富观。在于成龙看来，“君子爱财取之以道”，赚钱致富本身无可厚非，而且是生活必需，但切不可走歪门邪道、坑蒙拐骗，甚至伤人害命来发财。在发财之后，也不能掉到钱眼中去，成了金钱奴隶，一副守财奴德性，而是要乐善好施，帮助贫穷困难之人，如此才有积福积德的功效。

 

       如何养成一个正确健康的金钱观？这是为人处世中的敏感问题，也是家庭教育中的关键问题，于成龙的这番训诫，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他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廉吏，却并非要清高到“视钱财如粪土”，而是“视钱财如朋友”，善加运用，匡时济世，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事情。

       不做富翁做穷官，与许多的廉吏不同，于成龙出身还算优厚。

       其祖上在明朝做过大官，积累起了相当雄厚的家底，退休之后用来买田买地，繁衍数代后，于家成了当地的大家族。虽然因为不断的分家，财富有所分散，但就总体而言，于家的经济情况明显高于当时的平均水平。

       也就是这样一个有钱的家族，很早就有一种乐善好施的家风。这种家风的突出表现，就是在明朝末年战乱时期，为了抵御盗寇袭扰，于家所在地的百姓要集资修筑堡垒，于成龙之父于时煌，不仅代表于家捐献大量财物，还让出自家祖坟旁边的“风水宝地”，对此他坦然表示“我里千家保聚，独我家不利，害少而利多，堡当筑矣”——这件事当然有损于家利益，但却对许多家有利，那么就是利大于弊，修！

       其时于成龙早已出生，父亲所为，对他自然有深刻影响。

       这位后来在康熙年间闻名天下的廉吏，出生之时距离明朝灭亡还有不到三十年，饥荒、腐败、战火、外敌在这片土地上以越来越强的态势在发展。不过于家的家势并未有所削弱，反而还有所发展，以于成龙一家为例，他们就从乡下搬到城里面，住上了黄金地段的大宅子。做出这个决定的父亲，主要是为了子孙的教育考虑。虽然世道并不太平，但当时还没有人敢去想象明朝灭亡这件事，许多父母还是寄希望于教导子孙读书，去考个科举功名。

       有意思的是，于成龙虽然得益于家势雄厚，自幼便接受系统教育，却对传统的科举考试、八股文等等很是不屑，传说他某日读书读得烦了，突然合书怒言道：“千言万语，不就是仁义礼智四个字嘛！”其父当时听闻很是惊奇。又如他对于李白所作《嘲鲁儒》一诗中对书呆子的讽刺也是特别有同感：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

       反感归反感，他还是要去参加科举考试的。只不过这样一个性情的人，在科场上的表现实在让人“担忧”。加上当时明朝处于基层全面腐烂的晚期，于成龙的考试，恰好便遇上了一个大肆受贿的考官。考生闻知，义愤填膺，于成龙更是不惜抛弃自己的前途命运，在考卷中猛烈抨击腐败时政。结果文章做得好，成绩却相当糟糕，勉强上了替补名次，差点就名落孙山了。

       替补名次也是名次，也有做官资格，但放眼天下，当时明朝四处动乱，又哪里有官可做？又哪有做官的心思呢？心灰意冷的于成龙遂归隐回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