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澂临秦铜权篆书轴

　　清嘉庆、道光之后，篆、隶书法进入历史全盛时期，有所谓“三尺竖童，仅能操笔，皆能为篆”之说。文人、学者们更是由好古访碑、搜藏古器逐渐发展成为“唯金石是学”，“金石学”遂成为一门显学。这一风气，不仅激活了封存千年的篆、隶古文字，涌现出许多擅长篆、隶的大书家，而且也成就了一大批集收藏、鉴赏、考据、古文字研究和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吴大澂即是其中之一。吴大澂(1835-1902)初名大淳，字止敬，又字清卿，后为避穆宗载淳讳而改名大澂，号恒轩、白云山樵、愙斋、郑龛、白云病叟等，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陕、甘学政，以及广东、湖南巡抚等职。他精鉴赏，富收藏，平生致力于古器物研究，为清代著名收藏家、金石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我们这里欣赏到的南京博物院所藏秦铜权篆书轴临作(见图)即是他临写私藏的几件古器铭文。

　　此轴为纸本，纵178厘米，横95.1厘米，款附题注数语，兼评铭文风格，款下钤“吴大澂印”、愙斋”朱、白文印一对。从书法风格判断，此轴应系作者中年之后所作。吴大澂幼年能篆，初学唐李阳冰，颇得时评。中年以后，随着金文研究的逐步深入，他的篆书从斯、冰小篆迈向三代金文，笔意更加丰富，并开创出自己的独特风格。此轴正是他成熟风格的表现：形体方正，笔法严谨持重，中锋涩进，笔画具有很强的刚性特质。此作在篆法上也异于秦篆常态，不求上紧下松的挺拔飘逸，笔画粗细匀称，空间排布均匀，转折圆中见方，转笔处多用方折，形似入印用的缪篆。就体式而言，此作似乎更接近于汉代篆书，具有敦厚、坚挺之感。尽管我们未见到这件铜权铭文的原貌，但从后面题注数语可以得知，此作应该属于实临，是基本忠实于原貌的。他说“(此作)刻文遒劲，开汉京勒铭之风气”，说明这件铜器铭文的书写风格是很接近“汉京勒铭”的，而这种“汉京勒铭”的艺术风格正是他的成熟风格表现。

　　吴大澂一生好古，个人收藏极为丰富，对三代金文、秦汉勒铭都有广泛的研究，且造诣精深，但作如此实临并不多见。相反，他摹写的前秦文字多有“不似”之处。例如，他临写的石鼓、西周钟鼎及各种铭文往往是经过“改良”、“匡正”后的形态。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始终把古文字考释与研究作为终极目标。据说，他在考释文字方面多有创见，尤能审释古文奇字。他为此付出毕生精力，就是试图整理出一套类似后世于右任“标准草书”之类的“标准篆书”(姑且如此称谓)。他篆法严谨，正是基于大量搜集、整理、考释的基础之上。他将各种金文字形实行规范统一，以达到“标准”、“易识”的目的;在“美观”方面，则推崇汉代篆书的敦厚、方正体例，融小篆笔法和大篆造型于一体，剔除所谓锈蚀斑驳的金石气，使笔画光洁、瘦硬，给人一种精确、严肃而有秩序的感受。这也正是他格外赏识此件秦铜权铭文并作实临的直接原因。

　　吴大澂对于古文字研究的热情几近痴迷，对自己的篆书水平也相当自负，以至于日常书写的手札、书信竟也使用大篆、古文书写，可谓士林一奇。更有甚者，光绪十一年(1885)，他奉旨参与勘定吉林一带的中、俄边界，竟然在界碑铜柱上作篆字铭文，成为一时热谈话题。在我看来，这些不过是他要利用一切机会“推销”自己的“标准篆书”罢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吴大澂虽然以篆书名世，其行书亦能自成一格。此书轴后两行的行书款识数字，丝毫不逊色于正文篆书，写得天骨开张，气势夺人，似得力于李北海、黄山谷二家，碑意突出，且自然生动，不似篆书整饬过度。

　　总之，吴大澂一生好古、学古，矢志不渝，晚年仕途受挫，隐居乡里，专门从事金石学研究。他的一生在古文字研究领域成就斐然，著述甚丰，有《愙斋诗文集》、《愙斋集古录》、《古籀补》、《恒轩吉金录》、《权衡度量考》等行世。《清史稿》卷四百五十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