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梁启超先生的这些名言我们都很熟悉，但这些名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少年什么方面强才能国强？少年什么方面独立才能国独立？少年什么方面自由才能国自由？笔者认为，梁启超先生对少年的希望都指向一个方面——人格。无论是要国家强盛，还是要国家独立和自由，其前提是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独立的、自由的国民人格。而人格的形成在幼年、少年时期是最重要的时期，因此梁启超先生就有了上面的名言。

　　“改变国民性”是以鲁迅、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目的之一，那么，“国民性”是什么意思呢？笔者认为，“国民性”指的就是国民人格，即全体国民在人格方面的共同特征。那么，一场以改变人格为目的的运动为什么要以新文化运动为手段和方式呢？这是因为，文化与人格是一对相互影响的、有着共同思想基础的社会学体系。当时中国人的国民人格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又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这些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现在，笔者从最基本的角度入手，试着对人格和文化进行一下分析，也许最后我们能得出一些共同的认识和结论。

　　一、我们先来明确几个基本概念：

    1、人格：

    （1）人性：人性就是指人的本性。即人具有通过自身的本能接受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进而通过自身影响环境，从而达到和实现保存、发展和壮大自身、家庭、种族、和群体这样一种潜能和欲望。

    （2）人格：这里的人格是指人的品格。即人为实现其人性潜能和欲望而形成的具体理念。包括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等。

    （3）人性与人格的关系：人性是对人格的高度概括；人格是人性的具体体现。

    2、文化：文化是指一个群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共同理念和特有技能。

    3、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文化是一个群体共同人格的外在表现；人格是文化对个体的具体影响。
    二、权威观——两种对立文化与人格的基石：

    1、两种对立的权威观——理性的权威与非理性的权威：

“人们广泛地认为，我们面临着两者必居其一的局面：要么接受独裁的、非理性的权威，要么完全不要权威。然而这种抉择是一种谬误。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具有什么样的权威。当我们说权威的时候，是指理性的权威还是非理性的权威？理性的权威产生于健全的能力之中。权威受到尊重的人在完成授权于他的那些人所赋予的使命时，有能力行使职责。他即不需要威胁那些人，也不需要以自己的魅力来博取他们的赞赏。只要他在一定程度上能有助于他人，而不是剥削他人，他的权威就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并且就不需要非理性的畏惧了。理性的权威不仅允许、而且要求那些服从于这一权威的人经常地督促监督和批评。理性的权威总是暂时的，它是否被认可，要视它的行使情况而定。另一方面，非理性的权威往往产生于对人的统治。这种权威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对焦虑和软弱无力的被统治者来说，它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相对的。一方是权威，另一方是惧怕，非理性的权威常常建立在这两者的相互依持上。这种权威不仅不需要批评，而且严禁批评。理性的权威是建立在权威的拥有者与受权威制约者双方平等之基础上的，两者仅仅是在某个具体领域里有知识和技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非理性的权威的真正本质是不平等。”

    2、两种对立的文化与人格：

理性的权威是人本主义思想的基石，而非理性的权威是权威主义思想的基石。这样就可以把文化分为人本主义文化和权威主义文化。同时，人格也可以分为人本主义人格和权威主义人格。

    三、伦理——最基础的文化：

    伦理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特征。伦理是文化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一个社会，其伦理是人本主义的还是权威主义的，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文化和社会人格的性质。因此，要建设和谐的社会，首先要从伦理抓起。提倡人本主义的伦理,反对和批判权威主义伦理是达到这一目的基本途径。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梁启超先生“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的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