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图》

      黄璧，  (约1720—1780年)字尔易，号小痴，澄海下外都（今澄海市区）人，清初著名画家。曾拜翁铨为师，学画山水。壮年时曾游武夷、西湖、罗浮寺等名山胜迹，其作品笔墨浑厚，结构自然，颇有法度。张庚《国朝画征续录》谓黄璧“善山水，意在梅花和尚也，故题款亦作草书。”梅花和尚即“元四家”之一的吴镇，从这幅《山水图》中也确实可以看到某些吴镇画风的特征，如湿笔氤氲，松枝劲挺，山石用文人画所不喜的“刮铁皴”即“小斧劈皴”，以及渔舟和渔人的造型等，都有着明显的吴镇痕迹，然而在整个画面的景物构成上却与吴镇的“苍苍莽莽，有林下风”（董其昌语）异乎其趣，而是与明代吴门画派较为贴近世俗的画风追求息息相通。
         
      具体而言，首先，该图所描绘的景物繁多，在纵164厘米，横88厘米的画面上，既有自然景观，如山水、树木等，又有人造景观，如房舍、古塔等，更有众多的人物以及人物的各种日常活动，与传统文人画的以简为贵，以淡为宗的美学取向有很大的区别。古人画画有“丈山、尺树、寸马、豆人”之说，点景人物大多草草为之，缺乏精细的描绘，而黄璧这幅《山水图》中的人物却个个姿态准确，神情生动，尤其是下部山崖边两位拉纤者和两位撑船者的动作刻画得极为逼真，活灵活现地描绘出逆水行舟的紧张态势，这在当时画坛奉“南北宗论”为圭臬，一味强调“笔墨”与“士气”的大背景下，是极为难得的。其次，黄璧的这幅《山水图》气势雄伟，层次清晰，境界深远，然而却又贴近生活，情景真切，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做到了郭熙所说的不但“可行可望”，而且“可居可游”。黄璧“以此造意”，作为欣赏者的我们也当“以此意穷之”。最后，这幅《山水图》的笔墨也很有特点，其峰峦画法先用线条勾出轮廓，然后用浓重的水墨烘染，以显示其立体感，这种表现手法服从于表现物象的做法，与当时很多画家将“丘壑”视为“笔墨”载体，“丘壑”反服从于“笔墨”的倾向也有所区别。

关于山水画创作，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曾经提出过一个重要的观点：“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何者？观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故也。故画者当以此意造，而鉴者又当以此意穷之，此之谓不失其本意。”郭熙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明清以降，由于“南北宗论”的负面影响，画家们大多过于追求“笔墨”和“士气”，而对于最能体现“可游可居”的造型和构图却往往较为忽略。这是当时山水画创作中的一大缺陷，也是清代中后期山水画日趋衰落的一条重要原因，而黄璧的这幅《山水图》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宋人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谓：“若投刃于解牛，类运斤于斫鼻，自心付手，曲尽玄微，故目之曰‘妙格’尔。”以此视之，黄璧的这幅《山水图》完全当得。该图现藏于广州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