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武陵山区竹木葱茏，沟壑纵横流水淙淙，“武陵蛮”的后裔——苗、侗、土家、仡佬等各族人民因地制宜，因材施用，修建大量桥梁，铸就桥梁文化。武陵山区桥文化的基本特点可概括为：数量众多，品种齐全，历史悠久，工艺独特，内涵丰富，价值珍贵。由于天然植被丰厚，水土保护良好，溪流终年不涸，加上特殊的地形地貌，使“遇水架桥”成为武陵山区的主要活动。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明清古桥多达200余座。仅石阡花桥罗家寨长约里许的小溪上，即连建3座石拱桥，人称“一里三拱桥”。

       在为数众多、美不胜收的古桥中，木桥、石桥、砖桥、铁桥等各种质地的桥梁；步桥、板桥、梁桥、拱桥、简支桥、伸臂桥等各种形制的桥梁；求子桥、祈福桥、祝寿桥、风雨桥、寨门桥等各种功能的桥梁，应有尽有，不一而足。碇步桥（亦称跳蹬或跳岩）、木梁桥、石梁桥、石拱桥，屡见不鲜。而别具一格的铁索桥在历史上亦有记载。德江八景之一的“铁锁横秋”，记载的便是建于清道光年间横跨马蹄溪上的铁索桥。大量古桥建于明清时代。清代古桥以建于道光年间及其以前者居多。明代古桥大半建于万历年间。建于明初乃至宋元时代的古桥鲜有记载。至今仍在使用的石阡大桥建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此桥原名“启灵桥”，石礅木梁。后经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改为十一孔石梁桥。今为十三孔，坚固胜当年。铜仁市建于清康熙年间的广济桥，建于乾隆年间的楠木桥、蓼沟桥和建于嘉庆年间的开泰桥等古桥，历经沧桑，依然完好。武陵桥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桥面上多有有建廓者。桥上建廓意在保护桥梁免遭雨淋的朽坏，同时可供路人小憩，特别可以展示修建工艺。此类桥梁的佼佼者，当推德江的楠杆花花桥、印江的汪家沟共济桥、思南的筑溪佛圆桥、松桃的大路风雨桥和石阡的汪河风雨桥等。其中楠杆花花桥建于清道光二年（1822年），长15米，宽5米，木质桥面上巧建三重檐四角攒尖顶长廊。其廊造型颇为特殊：底层为歇山顶长廊，顶层为攒尖顶阁楼，上下两层间之两侧增建两个悬山顶屋面，空间组合灵巧多变，建筑层次丰富多彩，有尚好的视觉效果。花花桥长廊之所以要如此修建；与其特殊功能密不可分。原来桥廊上的建筑物内供有观音菩萨和杨泗将军，实为建于桥上的“杨泗殿”和“观音阁”。武陵山区的许多古桥，不仅是水上交通设施，还是人们心目中的有“灵”之物，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比如石阡汪河风雨桥，桥头护有古柏，被人视其为“神树“；印江洋溪万里桥，桥头安有石狮，被人视其为”神兽”。更有甚者，在印江汪家沟共济桥附近着意修建文昌阁，使古桥与文昌相映生辉，大大丰富了桥梁建筑的文化内涵。共济桥的文物价值不止于此。在这座始建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重建于民国二年）（1913年）的风雨桥上留有著名书法家严寅亮的许多墨宝。其中桥廓横额上的“南溪锁钥”木匾和廊柱上的“人杰地灵幽情畅叙，物华天宝文彩风流”对联分外醒目。严寅亮在武陵山区的另外一些桥梁上多有题刻。由举人廖袭华撰写、严寅亮书丹的《丰瑞桥叙》碑，因桥早不存且碑已断裂，仅残存111字而愈显珍贵。武陵山区另一历史名人杨芳，虽为一介武夫，同样喜欢题字。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印江洋溪建造一座长28.5米、宽5.2米的三孔石拱桥，杨芳应邀为之作记：“余蒙圣恩，放归田里，常往来戚好处。癸卯冬，路经安邑洋溪，适值其地修建石桥。工将竣，索题于余。余顾之曰‘万里桥'。又属余作记。余武人，不文甚，再三固辞。而首士等求之甚殷。不获己，姑为应命。余闻昔有万里桥在蜀中，武侯送费 骋吴至此，临行赠言曰：‘万里之行，始于此矣！”余袭其名而利其意，则说班超‘万里封侯'之意。非余自负，更有望步余后而起者也。”杨芳虽称“非余自负”，但以“万里桥”誉己“万里封侯”的用意却是一目了然的。杨芳（1770-1846），字诚村，松桃人。清乾隆六十年间（1795年）至嘉庆七年（1802年）因镇压苗族农民起义和白莲教起义升宁陕总兵。后又因“军功”擢甘肃提督。道光年间平定张格尔叛乱受封“果勇侯”。“万里封侯”后的杨芳“蒙圣恩放归田里”，来往于时归安化（即今德江）管辖的洋溪，欣然为洋溪石桥命名作记，使“万里桥”凭添几分文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