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影山文化的渊源，得从东汉以来毋敛县的史地文化叙述起。东汉时,毋敛县辖今都匀南部、独山、平塘、荔波、三都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丹、思恩一带，治所在独山。独山地处交通要道，秦五尺道由北到南，贯穿辖境，直达象郡（今广西桂林）；水道北有紫水（独山江），流经三脚屯（今三都县）汇合都柳江至粤流入珠江，今番禺（今广州市）入海；南有刚水（打然河），流经荔波与打狗江汇合入柳江。毋敛县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多民族聚居，民风朴实。由于交通便利，三蜀（汉初郡置广汉郡，武帝又分置犍郡，合称三蜀）的尹、谢、龙、傅等姓氏早有名声，时称"一方豪强"（范文澜：《中国通史·二辑》）。其时，士人读书虽无庠序（官学），但私塾已渐兴起。以尹、谢二氏最为知名。尹氏以经术称，谢氏以武功显，尤以尹珍对开拓南中（川、滇、黔）文化，功绩显著，影响最深，成为一代经学大师，震古铄今，贵州境内多立"尹子祠"祀之。这是影山文化最早渊源。

　　尹珍卒后，其族已渐没落，惟谢氏后裔武功历汉、三国、晋、唐不衰，直延至宋、元、明、清，仍见其余绪。其间毋敛人谢恕更值得一提。据《华阳国志》载："晋怀帝永寿初年（约307年），李雄据蜀，毋敛谢恕独保 ，官历宁州（益州郡味县）刺史。""后谢氏势力西扩，直到唐初，诸谢入朝，置庄（独山地区）、□、应、矩、充、琰六州，皆以谢氏为刺史。武后圣历元年（698），庄州继黔州置都督府，自领石牛（庄州首府，治在今独山麻万乡）等七县，兼督黔、播等经制州及羁縻州五十一个"（万大章：《汉晋毋敛县及谢、尹二氏略述》）。在此期间，文教方面虽亦不乏传人，因历年战乱，文献资料亡逸，已无考证。贵阳陈矩说：晋后虽有传人，兵燹屡兴，著述散逸，寂寞风流千有余载（陈矩《翰林院检讨万公民钦墓表》）。明初，南中平定，地方稍趋安定，工农业生产逐渐恢复，读书之风渐起，但仍多限于私塾。永乐十一年（1413），置贵州布政使，仅播州（今遵义地区），矩州（今贵阳地区）两宣慰司设有司学；思州（今铜仁地区）则将旧宣慰司学改为府学，其余均未建学。至宣德八年（1433），都匀府建学，独山州附之。后，其他各府亦陆续相继建学。因此，"贵州自宣德以来，名臣如张孟弼，黄用章；名儒如孙淮海、李桐野；敢谏如詹秀实、陈见羲；忠贞如申天锡、何腾蛟；文学如谢君采，吴滋大诸先生联袂而起，指不胜屈，较之初省，亦可谓盛极也矣"（莫与俦：《贵州置以来建学记》），弘治末年至万历初年（1504--1575），著名的三位学者王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卒谥文成）、张（羽中）（字鹤楼，卒谥忠简）、邹元标（字尔瞻，号南臬，卒谥忠介），都因得罪权贵，先后被贬谪到贵州。王守仁移居修文龙场驿，承陆九渊余绪，倡导"知行合一"说：张（羽中）、邹元标迁戍都匀卫，以经学为主，讲学授徒，对贵州文化的发展和影山文化的形成都有影响。尤其是邹元标，万历三年（1575）在都匀卫所（后改名南臬书院）讲学，培养一批人才。独山州人余显凤（字德翥）赴都匀求学，拜元标为师，同时拜师求学于元标的还有都匀陈尚象（字见羲）、吴解元铤（字金廷），当时在教育界称"邹门三先生"。余显凤举于万历七年（1579）乡试，成为独山州乡举第一人，官教谕，升巩县知县。莫友芝在《黔诗纪略》中说："州人讲正学，有科名，并自巩令始。"后又有岁贡余显祖、袁懋奇、黄金鼎、黄恩宠等寄学都匀。其中黄金鼎善文学，曾著有梅花诗120首，颇受称道。这些学人，对发展地方文化都起到一定作用。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独山知州赵元壁出资建义学一所，址于学宫旁，经常亲临馆学主讲，并造田20亩，以解决馆员用粮。赵完壁卸任后，义学改称"赵公书院"，同时聘师讲学。康熙三十八年（1699），王燕任贵州籍赴省乡试，选拔举贡。于是独山人才辈出，一代胜一代。康、雍之际，共出翰林1人，举贡19人，其中"蔡希端长于治易，其子暄（雍正癸卯拔贡）能传家学，著有《周易撮要》2卷，叩河图奥秘者，门无虚日"（《贵州通志.人物志》）。最突出的是万民钦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中举后，次年连捷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6年后改官检讨，与族兄万经（字授一）同入史馆。民钦因羡万经得父万斯大（字充宗）、叔万斯同（字季野）之学及所承戢山（刘宗周）、黎洲（黄宗羲）之学，而成为浙东学派的主要传人。于是，决心和他穷力探究。后又与长洲何焯、南昌万承苍等以文学交友，互相砥砺。居馆13年，经术日深，著述日富。主张治学必须穷经，而后求证于史。注重史料和通经致用的学风。康熙五十四年（1715）民钦还乡教学。时万经已简任贵州督学，仍与函共商学业，并主讲于独山赵公书院，传浙东学派万氏之学。"游其门，接其传者，如从春风，鼓之舞之，不能自己，多成名儒，不啻首膺馆选，开边疆风气之先，致后起甲第蝉联，科名鼎盛"（陈钜：《翰林院检讨万民钦墓表》）。执教23年，桃李遍全州，对黔南学术开拓最多，影山文化亦深受其直接影响。乾隆二年（1737），民钦卒后，独山廪生黄捐资扩建赵公书院，历时3年建成，改名"紫泉书院"。聘请名师如易学专家蔡暄、太史艾茂等主讲，为当时州之最高学府。二十一年（1756），城乡求入学者日益增多，州城一所书院已容纳不下，知州小格（满族）捐建义学一所，以暂解当时入学者读书之难。在此期间，万民钦子豫及州人刘师基等联翩中举。二十七年（1762）后，万民钦之孙邦英、蔡希端之孙其发和州人黄琼、都其忠又先后举于乡，万邦英和蔡发又同科中进士。三十年到六十年间（1765--1795）州人杨凤台、袁学中举于乡。后杨凤台又同莫与俦联袂中嘉庆四年（1799）进士。而蔡氏一家兆清、兆新、兆盛、兆馨均先后中举或选拔贡；万民钦曾孙全善及州人黄泰儒同举于乡，为名儒洪亮吉拔识之士。独山万、蔡两家，又多长期教学于乡里，对地方学术文化的发展颇多贡献。数十年间，万、蔡文风盛极一时，对后来影山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影山文化的创始人为独山翰林莫与俦，形成于清嘉、道年间（1823---1874）。与俦1763年生于独山，自幼苗敏捷好学，4岁随其父莫强和兄与班读书，理解力强，成绩出众。9岁时，独山知州、山东名进士肖旃年选童试，收为弟子，学习进步，成绩优秀，岁科屡取冠军。弱冠补廪后，远近慕名，相争来请教学，曾执教于州属的三脚屯(今三都县)、上道、兔场等地。与俦因屡应乡试不第，常年执教于乡里。在此期间，刻苦钻研经史，博览群书，积数年之努力，学识丰富，博古通今。乾隆五十八年(1793)，当代著名学者，时任贵州学政之洪亮吉按试都匀，召见与俦论学时，侃侃辨答，博得亮吉器重，称赞与俦"理直气壮，必以名节著"（见《莫与俦行状》）。与俦自幼胸怀大志，对先贤君珍十分景仰。当地设馆于上道乡支谷村时，曾作《登独山》诗云："山水先生窗案物，登临初与故人同；长松浩浩通元气，杰阁萧萧倚烈风。毋敛一随刚水没，葛蛮空付长官雄；只今汉县皆州府，经纬才谁嗣尹公。"诗意寄托了他追随尹珍业绩的胸怀。

　　嘉庆三年（1798），莫与俦举于乡，次年又与邑人杨风台同榜连捷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凤台则选任遵义府学教授。是科以巨儒朱 （字石君），阮元（字芸台）为会试总裁，得士最多，如"姚言文田（秋农），王引之（伯申）、张惠言（皋闻）、郝懿行（兰皋）等，皆以朴学传播（《曾国藩：〈莫与俦墓表〉）。此时的莫与俦仍无所知名。入翰林院后，得与同年朴学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时又得到大学士纪昀（字晓岚）、编修洪亮吉（字稚存，号北江）等讲六书、明汉学。通过考据、训诂，穷经治史，去人伪存真，实事求是地去发掘和宏扬祖国历代学术的精华。居馆3年后，学业大进，熟知本朝经学大师潜庵（名汤斌，顺治进士）和稼书（陆陇其，康熙进士）治学门径，并对浙东学派宗师戢山（刘宗周之学很有研究，遂奠定了莫氏家的基础，在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誉。馆散后，跟随浙东学派名家章学诚（实斋）同车出京时，同被誉为"有求实精神的学者"（胡适之《章学诚谱》）。后被委任四川盐源知县，为官3年，虽政绩显耀，但未能继续倡导朴学，仍为一憾事。十一年（1806），与俦辞去四川盐源县之职，还乡葬父奉回乡后，深感贵州文化落后，教育不振，学子读书，唯知读经做官，不明治学之道。于是绝意仕途，决心从事地方教育，以实现他少壮时立志效法尹珍的愿望。先在八寨厅（丹寨县）王宅设馆教学，开八寨读书之风（八寨旧尚武，嘉庆十八年始设厅学）。次年返故里，在兔场家宅后新建草堂（后经其幼子友芝提议，名为"影山草堂"），设馆教育家乡子弟，讲六书，明汉学开贵州朴学之先声，一扫过去只重俗学读书做官的偏向。十三年（1809），与俦受聘主讲于独山紫泉书院，更有机会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汉学学风，每教人必举阎徵君（名若璩，清初经学大师）"六经宗伏、郑，百行法程、朱之榜，以树依旧"（莫友芝：《答万锦之全书》）。与俦重视品德教育，推行汉儒朴实学风，不空谈义理，强调"读书当求实用"、"苟徒从事章句，虽读书仍与未学等也"（《莫与俦行状》）。与俦治经，无所偏主，采汉学（经学时）之长，撷宋学（理学）之英，并集各家学术思想之精华为已所用。论诗文，也是汉、唐、宋无所偏主，要求"学者贵能自道所得，华、实、工、钝才分也，佳恶不在是。"指出"人论诗，皆以王、孟、韦、柳似渊明，吾观韩昌黎真得渊明气象，学者知此，可与言诗"（《行状》）。

　　莫与俦在家乡各地先后执教27年，已初步形成了自已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学术主张。他在《示诸生教》篇中要求"端趋向，黜浮华，薄荣利，固穷约"以激励生徒，并指出："为学不正趋向，虽胸贯古今，望绝当世亦小人耳"（见《行状》）。"要求学者首先要树立高尚的品德，明确读书的方向。教育方法上，与俦还提出了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根据诸生的程度高低，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在学童教育方面，接受王阳明的教法，"反对鞭打、绳缚、若待拘囚"，主张"必使其趋向喜舞，中心喜悦，以达到自然日长日化"。学术上则主张不标新立异，但也不盲从古人，敢于质疑并通过训诂、考证，正确分析古籍之正误。此外，又和本地万氏浙东学派钻经治史，通经致用的学风和蔡氏易学"福祸相依"，"好丑相需"的朴素的辩证观点相结合，充实了莫氏家学。在此期间，与俦还考察贵州史地和建学情况，写成《贵州置省以来建学记》、《都匀府自南齐以上地理考》、《毋敛先贤考》、《示诸生教》以及不少的诗文、纪事，对保存贵州历史文献和发展贵州学术文化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使影山文化得以发展和形成。

　　莫与俦的著作，传世的虽仅有《贞定先生遗集》四卷，但各方面的评价是很高的。当代著名学者张舜徽教授评价说："观是集卷二《示诸生教》四篇：所以端趋向，黜浮华，薄荣利，固穷约，叮咛周至，不厌其详，知与俦施教之始，尤以尚志为亟，不徒以讲求章名训诂开西南朴学之先也"。卷三《记坠马》一篇：申祸福相依之理。

         清代社会发展到乾、嘉年间（1736--1820）已达鼎盛时期。社会基本稳定，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所发展。学术上重考据的乾嘉学派形成主要流派。"海内矜言考据，宗尚实事求是之说，号曰汉学"（曾国藩：《莫与俦墓表》）。因贵州地处西南边陲，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学术界尚不知有汉学（亦叫朴学）。虽早在东汉章、桓年间（76--149），尹珍（治在今独山人）（字道珍），青年时北上求学，先后拜汝南（今河南郾城）许慎（字叔重）、应奉（字世叔）为师，学五经、图纬。后回郡设馆教学，开创西南之学风。但晋后，由于历年政局多变，战事频仍，学术文献资料荡然无存，千多年来的学绩已不可考。明代以后，贵州建学，也只知读经、应试、做官，学术上的成就却少见。明弘治十七年至万历三年（1504--1575），黔中、黔南地区虽有被贬谪来黔地的学者王阳明、张鹤楼、邹元标等传授王门理学和古文经学，因时间短，仅囿于局部范围的影响。清康、雍年间（1715--1736）翰林院检讨独山州人万民钦回乡传授浙江学派万氏（万斯大、万斯同）之学，虽曾盛极一时，培育出不少人才，但万民钦殁后，仍未形成学风。直到嘉庆初年（1806），独山翰林莫与俦崛起西南，才"以朴学倡导士林，洗南中之陋"（黎庶昌：《莫芷升墓志》）。莫与俦在贵州南北各地，前后执教达46年，在教学实践中，融合了历代大师学术之精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书、育人、精研苍雅，诂训，钻经治史，学以致用的莫氏家学，留下不少有价值的学术和文学著作。与俦殁后，其子友芝、庭芝、祥芝和后辈子、侄及门人等前后相继，传莫氏家学，经历了道、咸、同、光近百多年的政局多变时期。其间尤以莫友芝不畏艰苦危难，漂泊异乡，除教书育人外，还锲而不舍地钻研祖国历代经、史、子、集、诗词、文字 、音韵，旁及农技、金石、书画、目录、版本之学，还整理、校勘和保存了大量古籍、文物，并以精湛的考据，训诂成书数10余种，在众多学术领域上，取得了优异成绩，对发展祖国文化做出卓越贡献。清末民初的教育家严修（天津人，字范孙）曾说："自友芝兄弟以朴学名天下，独山一邑，遂为西南名区，余少时心向往之（见严著《胡氏三世述略序》）。"因莫氏一家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以及藏书、著述等的地方，包括友芝在江南各地的住所，均始终以"影山草堂"为榜额，故后人称莫氏家学为"影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