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以来的中国壁画。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壁画，到清代已趋衰落，从事壁画的民间画工的数量和艺术素质也空前低落。辛亥革命以后，大规模的宫殿、寺观和墓室建筑基本停止，使传统壁画失去了依存的空间。偏远的庙宇寺观虽不乏新绘壁画，但从形式到内容，大体上是旧有壁画的复原和模仿。其中也有少数壁画使用了新材料和新技法，如曾从欧洲画家学习壁画的陆鸿年，1938年为北平西郊北安河普照寺所作伎乐天壁画，即绘于胶合板上，并涂盖桐油作为保护层。
　　20年代以后，新型的壁画在革命斗争中出现。红军、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中的美术工作者在革命根据地和行军途中,曾画过许多宣传革命、宣传抗日的壁画,这些作品常配以响亮的口号或简短的诗歌，起到了鼓舞群众斗志的作用。另一方面，学习西方绘画的中国画家用西方绘画技法，创作过一些新题材的壁画。如梁鼎铭作《北伐战争惠州战役》、司徒乔作《孙中山著<三民主义>》等。这些作品是为特定环境绘制的油画，缺乏与建筑空间的有机联系。1938年8月，由王式廓设计草图,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美术科的画家们集体创制的武昌黄鹤楼壁画，表现前方将士英勇抗敌，全国人民总动员支援抗战。这幅壁画于武汉失陷前赶绘完成。黄鹤楼壁画在战火中诞生，后又毁于战火，它标志着中国壁画由宫廷、寺观、墓穴走向社会，面向广大的人民，成为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宣传武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壁画开始受到重视。美术院校开设了壁画课，还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壁画艺术，1955年赴波兰学习镶嵌壁画的严尚德、朱济，是建国后首批出国学习壁画专业的留学生。新建的公共建筑中，开始安设壁画。如北京天文馆大厅的天顶壁画（吴作人、艾中信），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黄永玉)、《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周令钊)、北京民族文化宫的《民族大团结万岁》（中央美术学院师生集体创作）等。北京和甘肃的一些中国画家曾为兰州五泉山公园绘制了多幅以山水、花鸟为题材的壁画。
　　　　
　　1958年大跃进中，全国各地掀起声势浩大的壁画创作活动。这些壁画的作者有专业画家和美术院校学生，但其主力是城乡业余美术工作者。壁画的内容以表现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为主题,其中有许多新鲜别致的构思,但普遍特点是浓厚的幻想色彩和定型化的形象。一幅成功的作品出现后，常常很快被复制数十乃至上百幅。喷吐火焰的土高炉，硕大的谷物和棉花，肥壮如大象的家畜，排山倒海的青年农民以及孙悟空、穆桂英、龙王爷、苏联火箭等等，是最常见的形象符号。这些壁画一般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用墨汁、锅灰、红土和简单的矿物颜料画在石灰墙上。比较讲究的则覆以清漆或胶水。随着浮夸风的蔓延，有些地方提出“壁画化”的口号，要“把所有的土墙全刷白，把英雄人物全画完”。大跃进中的壁画创作活动到1960年完全停止。60年代中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许多地方出现了新的壁画热潮,这次壁画热潮的作者队伍比较小，往往由半专业的宣传队、组承担某个县、公社或生产队的壁画绘制任务。壁画的内容以进行阶级教育、宣传阶级斗争为主，阴沉严峻的画面，代替了大跃进时期壁画明朗、活泼的幻想色彩。50～60年代壁画的工具、材料和墙面处理都十分简单，保存至今的壁画作品已十分稀少。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壁画，完全以赞颂领袖人物为表现内容。这些壁画大都设置在城市、集镇的广场、路口和工厂、学校的主要建筑物前，并用砖、石或钢筋混凝土专门建造了永久性墙面。由受过一定专业训练的作者用油画材料画成。“文化大革命”中的壁画大都在70年代中期陆续拆除。
　　1976年后，中国壁画有了新的发展。1979年落成的北京国际机场候机楼中的壁画最具代表性。与前述壁画不同的是这些壁画的位置和幅面纳入了建筑物的整体设计规划之中。为适应陈设的环境气氛，着重强调作品的装饰性和视觉的愉悦感。使用的材料有聚丙烯颜料、釉上彩绘、陶板等。张仃的《哪吒闹海》、袁运甫的《巴山蜀水》、祝大年的《森林之歌》、肖惠祥的《科学的春天》、李化吉和权正环的《白蛇传》、袁运生的《生命的赞歌》等，受到美术界的好评，也引起各方面的浓厚兴趣。在它之后，大型公共建筑的设计者开始把壁画考虑在设计方案之中，壁画艺术的专业队伍也逐渐形成。
　　　　
　　壁画艺术的这个转机被称之为“中国壁画的复兴”。1979年以后的短短几年中，各城市的宾馆、饭店等公共建筑中出现了不少壁画。这些壁画的题材以风光名胜、花鸟、古代文化及神话传说为主，在形式上都有适度的变形和装饰性的线条、色彩处理，基本上是北京机场壁画风格的延续和发挥。但在壁画的工艺、材料方面，有明显的进步，除了聚丙烯颜料被广泛使用外，传统的釉上彩绘、刺绣、石板线刻也用于壁画。
　　高温瓷化玻璃镶嵌壁画、大型陶板高温花釉刻绘壁画、天然大理石镶嵌、沥粉、贴金、浮雕、重彩的综合运用以及玻璃腐蚀技术等，使壁画艺术呈现多姿多采的面貌。例如，吴作人、李化吉的《六艺》（山东曲阜阙里宾舍），侯一民、邓澍的《百花齐放》（人民日报社礼堂）,王文彬等人的《山河颂》（北京华都饭店）,唐小禾的《楚乐》（武汉宾馆），严尚德的《晨曲·日月星辰》（北京中国剧院），杜大恺的《屈原》（北京燕京饭店）,张仃的《长城万里图》（北京长城饭店）,袁运甫的《智慧之光》，许荣初、赵大钧的《乐女游春》(塘沽渤海宾馆)，徐加昌、任梦璋、祝福新等人的《棒槌岛的传说》(大连棒槌岛宾馆)，何山的《九歌》（湖南省图书馆）以及李建群、段兼善、李坦克、娄溥义、杨鹏等人为人民大会堂甘肃厅所作的一组壁画，在借鉴传统壁画、学习西方壁画、吸收民间美术、探求不同材质的特色和处理壁画与建筑的视觉谐调等方面，各有不同的建树。新一代壁画家对北京机场壁画为代表的壁画风格不满，他们力图使中国壁画有更深的精神内涵和更新的形式，希望壁画艺术从宾馆、酒店走向更宽阔的公共场合。这种愿望的实现有待于改革和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青年画家在新的壁画语言探求方面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