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对史前绘画的了解都是从出土的彩陶及遍布全国的岩画遗存中得来的，而今天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作品的创作大多出于宗教和巫术的目的，并不是出于审美和欣赏的需要。
绘画的萌芽

　　石器时代是中国绘画的萌芽时期，伴随者石器制作方法的改进，原始的工艺美术有了发展。但在若干年以前，我们所掌握的中国绘画的实例还只是那些描画在陶瓷器皿上的新石器时代的纹饰。但近年来，在中国的许多省份发现了岩画，使得史学家们将中国绘画艺术的起源推前至旧石器时代。在这些众多的发现中，也包括了许多描绘人的图像，有些堪称宏幅巨制。内蒙古阴山岩画就是最早的岩画之一。在那里，我们的先人们在长达一万年左右的时间内创作了许多这类图像，这些互相连接的图像把整个山体连变成了一条东西长达300公里的画廊。据推测，是宗教或巫术的感召促使先人们不辞辛劳地创作了这些图像。类似的图像还可以在苏北的连云港孔望山将军崖岩画遗址中见到。

云南沧源岩画 太阳神巫祝图

　　新石器时代的绘画艺术
　　探讨新石器时代的绘画，我们仍然要把目光投向那些地处边远地区的神秘岩画。在云南沧源发现的岩画反映了人类的活动，包括狩猎、舞蹈、祭祀和战争。岩画的构图更趋于复杂，所表现的内容也由单个的物体发展为互相关联的具有动感的人。它们的存在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绘画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当然，这个时期艺术人们在绘制岩画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边界的限制，岩面也并没有作任何的处理，它们的创作是无拘无束的。

贺兰山岩画 “太阳神”图案

　　"先秦"时代的绘画艺术
　　在整个"先秦"时代中，春秋以前属于奴隶制社会，战国以后则进入了封建社会。伴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各种手工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青铜文明"。统治阶级的需要带动了美术各门类的发展，绘画当然也不例外，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先秦绘画遗迹少之又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被推测为大部分的绘画都绘制在了易于腐烂的木质或者布帛上面。在商代的多处墓葬中发现了残存的彩绘布帛，在商代王室的墓葬中更是发现了很多的木质品上的漆画残留。可见，用漆作为颜料绘制器物在当时已很广泛了，常用的黑、红两种基本色的并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据说，那时的漆绘制品经常是与铮亮的青铜器以及白色的陶器摆在一起的，极富观赏性。在殷墟也曾发现过建筑壁画的残块，以红、黑两色在白灰墙皮上绘出的卷曲对称的图案，颇有装饰趣味。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都有庙堂壁画创作的情况被记载下来，楚国屈原著名作品的《天问》就是在观看了楚先王庙堂的壁画后有感而作的。
　　幸运的是，在长沙的楚墓中先后出土了两幅战国时期的带有旌幡性质的帛画，它们都属于公元前3世纪的作品。两画描绘的都是墓主的肖像，一幅为妇人，其上方绘有飞腾的龙凤；另一幅则是一位有身份的男子，驾驭着一条巨龙或龙舟。墨线勾勒的侧面肖像及伴有象征意义的动物是两画的相同之处，所不同的是《人物御龙图》所表现出来的画家技巧要熟练了许多。

　　战国绘画

　　文献记载，商，周时就有壁画存在。商纣王时"宫墙之画"是见诸文献的最早壁画。文献的记述，涉及到画迹、画法、画家故事、画家风格，绘画主张等许多方面。由于年代久远，有些是根据传说的追记，因此难免有失实之处，但是从出土的战国绘画实物资料来看，特别是两幅帛画的相继发现，足以证明这些记载并非完全虚构。20世纪40年代和70年代在湖南长沙出土的两幅战国楚墓帛画，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绘在丝织品上的作品，具有独立绘画门类的典型意义，证实了2000多年前中国绘画发展的辉煌成就。
　　《人物龙凤图》1949年2月出土干长沙东南郊陈家大山楚墓。画面所表现的是祝福死者的亡灵在神龙，神凤的引导和保佑之下升天成仙。人物阔袖长裙，体态锕娜，表现了楚国上层妇女的形象特征和“楚王好细腰”的时风。线描简朴流畅，精细曲直处理得当，证明我国绘画以线为主的传统造型手段，在战国以前就已奠定了基础，并已具有相当的表现力。1973年在长沙子弹库楚墓又出土了一幅《人物御龙图》人物的风度仪容，不禁使人想起楚国大夫屈原及其诗篇中所塑造的形象。
　　两图被发现之后，使人们对战国绘画的水平和面貌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从时间上推断，后者略晚于前者，艺术上也更趋成熟。前者只重外形轮廓，使人有如剪纸一样的片状感；后者注意了内外廓结合的转折变化，使人物具有一定的体积感，用线也更为劲健流畅，如行云流水。优美的线条加以准确的外形，增加了人物形象生动感人的力量。《人物御龙图》画中染有淡色，有的部分施以金白粉色，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用这种画法的最早的作品。

人物龙凤图 战国楚 31.2X23·2厘米 帛画。 全图表示着祈神引导使墓主灵魂升天这一主题。此画以线为造型手段，服装衬以卷曲云纹，袖口用斜线装饰，领口、腰部、后身及衣角皆以墨色块面处理。毛笔用线生涩不畅，粗细不一，形态古拙而简劲，体现了中国早期绘画的特征。

人物御龙图 战国楚 37.5X28厘米 帛画。 画中绘一中年男子侧身直立，高冠长袍，腰佩长剑，手挽缉绳，驾御着一条形状似舟的飞龙。龙尾立一鹊鹤，仰首长鸣，龙身下有一条大鱼在游动。上端罩华盖，3条飘带迎风摆动;人物衣着动势向右，与飘带相一致，表现了行进的方向和飞动的势态，画中男子很可能是墓主人的形象，身材修长，精神抖擞，神态自若，气宇轩昂，反映了战国贵族阶级祈愿死后乘龙升天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