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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人来说，外销画还是个相对陌生的名词，所谓的中国外销画，通常具备两个要素：一、由中国画师绘制而专供输出国外市场，通常是销往欧洲，后也及于美国；二、在绘制时不同程度地采用西洋绘画的技法，包括透视法、色彩晕染、形式和材料。显然，这种外销画既有别于传统的中国画，一般说来又不同于地道的西洋画，尽管其中有些画已经洋味十足。  　　外销画的兴起  　　早在外销画兴起以前的一二百年，西方的绘画作品已经传入中国。目前可知的最早的例子是明万历九年（1581年）和万历十一年（1583年），由意大利的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先后带到中国的天主像和圣母像。利玛窦之后，很多西方传教士都携带西画来华，并且其中一些人更因为熟练掌握西画技法而进入中国宫廷，成为御用画家。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意大利传教士画家郎世宁，他在康熙末年来到中国，侍奉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君主，特别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供职于宫廷的传教士画家的西画技法直接影响了宫廷内的中国画家，焦秉贞、冷枚、丁观鹏等人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了西方的透视法和细微的明暗对比。同时，传教士画家自己的绘画作品也不再是纯粹的西方风格，他们有意识地削弱了西画的明暗对比、高光对比和焦点透视等技法，掺入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以细致的渲染避免笔触的暴露，用皴擦取代阴影的涂染，呈现出中西结合的特点。  　　然而，中国宫廷聘用的西洋画师作画不过是为了给皇家气派增添一点新奇色彩，西画的发展完全被约束在宫廷之内，无法自由向外传播。与宫廷西洋画相比，清代广州外销画则是根据民间的商业要求而发展，向外传播（从广州传到香港、上海等地），其影响远比宫廷西洋画要深远。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开始，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也是西方人进入中国的必经之路。每年都有大量西方商船停泊在广州附近的黄浦港，广州形成了以十三行商馆为中心的西方人集中地和贸易区。在十三行地区出现了专门模仿西方绘画技法、风格，绘制外销画的职业画家。他们的创作涉及西方各种绘画形式，如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玻璃画等。由于他们的作品极富特色，受到了外国来华人士的欢迎。  　　外销画的发展：画家和画室  　　既然外销画有别于传统的中国绘画，那么中国的外销画家是通过什么途径学习西洋绘画的呢？第一种途径是出洋留学。最有名的例子是史贝霖（Spolilum）。他是广州早期外销画家中最为出色的。其生卒年不详，大致活动于1775年至1810年间。有学者认为，史贝霖即是活动于清乾隆、嘉庆年间的油画家关作霖，在广东地方志《南海县志》中有关于关作霖的记载。另一种观点指出：记载中提到关作霖在嘉庆中期（1810年前后）的广州设立了自己的画室，而史贝霖最晚的作品则出现在1805年至1806年间。如此说来，史贝霖和关作霖的身份是无法重叠的。抛开对史贝霖和关作霖身份的考证，我们来看两幅题名为史贝霖的作品。  　　《乔治.华盛顿》是史贝霖根据美国画家约翰?特鲁布尔所绘油画的彩色铜版画复制而成的。无论是细节、比例、透视，还是整体的色彩效果都十分逼真，可见中国外销画家掌握西洋绘画技法的纯熟程度。  　　除了复制西洋油画作品外，史贝霖也自己创作写生。《广州法庭内景》描绘了中国地方官员在广州开庭审讯英国“海王星号”水手的场景，事件的背景是：英国“海王星号”商船的水手酗酒打死一名中国人，中国官方对其控罪审讯。法庭设在十三行的商馆中，画家采用强烈的光影对比，造成舞台般的戏剧效果。画面中出现了几百人，烘托出审讯场面的庄重威严。  　　跟随来华的西方画家学画，这是第二种途径，也是外销画家学习西洋绘画的主要途径。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中叶，许多职业或业余的西方画家曾到过中国沿海和广州口岸，在中国居留期间，他们创作了不少中国风景和人物的写生作品，不少作品后来直接成为外销画家临摹的对象。  　　对广州外销画影响最大的外国画家是英国的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他也是19世纪在中国华南沿海居留时间最长的西方画家。钱纳利出生于英国伦敦，生活于英国美术的黄金时代，他17岁起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学习，深受以英国画家托马斯.劳伦斯爵士(Thomas Lawrence,1769―1830)和威廉.毕奇(William Beechey,1753―1839)爵士等为代表的“华丽风格”(Grand Style)的影响。钱纳利很早就显露出非凡的才华，从18岁开始就有作品在皇家画院展出。1802年，由于家庭问题，钱纳利离开英国，来到印度，又因债务问题而离开印度，来到澳门，从此在华南地区生活了20多年，直至去世。钱纳利在澳门开设了画室，为欧洲人和当地中国显贵绘制肖像，并经常往来于澳门、广州、香港之间，创作了大量的速写、素描、油画、水彩作品。  　　林呱（Lamqua）（注释：有三个林呱存在。老林呱的风格是跟随斯泼依隆的新古典主义艺术风格，作品显得冷静而精细。有研究者认为他有可能是记载中的关作霖，或与关作霖是父子关系。另一位林呱中文名字是关乔昌，他较老林呱更为有名，通常提到的“林呱”都是指他，他是19世纪中期广州最重要的外销画家，早年曾跟随钱纳利学画，后开办自己的画室。最后一位林呱的中文名字为关世聪（Guan Shicun音译）,国外研究者认为他是与关乔昌两个时代的人。）被认为是钱纳利最得意的中国学生，也是现今留下生平记录最完整的中国外销画家。林呱早年从本地画家那里学到了写实油画技巧，在钱纳利来到中国后，他成为了钱纳利的学生和助手。他很快熟练掌握了钱纳利的英国风格，并敏锐而极具“商业眼光”地追随了钱纳利在广州和澳门等地确立的新的艺术口味。他称自己是“熟练的肖像画家”，并标榜自己的英国风格，在画室的门牌上写着“林呱，英国和中国的画家”。  　　林呱在30岁和52岁的时候，分别为自己画了两幅《自画像》。有趣的是：这两幅自画像选择了相同的角度、相同的姿势，只是画中人的年龄不同。从这两幅《自画像》上，我们可以看到林呱对油画绘画技法的掌握是多么游刃有余。他采用古典主义画法，背景是浓重的黑色调，前景中端坐的人物被一侧打来的光源照亮。面部和手都是重点细致刻画的对象，突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  　　在林呱存世的大量作品中，还有很多行商肖像和海景、风景画。行商是清代广州地区特殊的商人群体，相当于国内贩运商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代理商。他们具有官商的性质，服从清政府的广州海关监督。在广州作为中国唯一沿海开放港口的岁月里，十三行的行商享受着优越、富足的生活，他们以垄断的形式获取大量的商业利益。经济的富足，与洋人的贸易往来，也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存真”的西方绘画。《伍呱像》是由林呱完成的行商伍秉鉴的画像，这个下巴尖尖、双颊深凹的人曾是广州十三行的首富。画面的构图和背景的安排上都显示出来自钱纳利英国学院派风格的影响。  　　并不是所有的外销画家都有林呱那样的好运气，可以直接跟随钱纳利那样的外国画家学习，英国美术史家苏立文先生曾对外销画做过这样的比喻：“像砂子那样掉入下层专职画家和工匠画家的手里”，可见大多数人从事外销画制作的人是社会底层的人，是外销画室中的学徒和助手，他们在工作中通过传统的手工艺作坊的授业方式学习西洋绘画技法。因此，外销画家之间的传授成为外销画家学习西洋绘画的第三种途径。  　　相对于史贝霖、钱纳利、林呱的作品，大量无名的外销画工的作品算不上价值很高的艺术品。因为，首先他们大多只受过传统中国画训练，掌握的西洋画技法只是一些最简单的“皮毛”。在创作作品时，很自然地会加入自己掌握的中国画技法。加上是大规模作坊流水作业，对数量的要求必然导致质量的降低。作为廉价的旅游纪念品或贸易品，对艺术苛求不高的一般外国游客可以接受这种带有异国情调的“中国式”表现手法。其次，鸦片战争之后，外销画的销售也明显受到影响，不再有那么多外国主顾，外销画家只得把市场部分转移到国内。“中国式风格”的作品也更容易被国人所接受。  　　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是广州外销画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中国早期外销画家。他们留下了一些有相当水平的画作，而他们原本的真实姓名却不为人知，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们在创作外销画时所使用的英文名字，如：新呱、林呱、庭呱、煜呱等。“呱”是当时的外商，特别是十三行内的洋人称呼中国外销画家的习惯，主要是为了方便他们的记忆及称呼，而这个“呱”，后来也逐步发展为画店、作坊的名称。  　　由于外销画主要是应来华洋人的需要而绘制的艺术商品画，其画店、作坊都设置在离洋人近的地方。当时，清朝政府对在广州口岸西方人的活动和居住都有相关的规定，其活动范围也受到严格的限制，比如说在广州贸易期间只能在广州城外珠江沿岸的十三行活动，于是，为了迎合市场，外销画家们纷纷把自己的画室、作坊开在十三行地区的商业街上。根据美国商人的记载，同呱（Tonqua）、小同呱（Tonqua Jr.）、富呱（Foiequa）的画店开在十三行的旧中国街上，而发呱（Fatqua）和林呱（Lamqua）的作坊则位于新中国街。现存的一套林呱画室制作的水彩画册上标有“林呱绘制，广州中国街”的字样。  　　现存的题为《庭呱画室》的作品，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外销画家庭呱画室内的场景。画面的视角从二楼的窗户向画室内望去，窗户两边挂着“一丛花影云拖地，半夜书声月在天”的对联，3名画工在靠窗的桌子上各自作画。画室的墙上密密麻麻地挂满了作品，包括中国风景、行商肖像和仕女画。  　　外销画的发展：形式和内容  　　从现存的外销画实物来看，18世纪早期广州口岸的外销画主要为纸本绘画和彩色木版画。纸本绘画被西方人称作“悬挂纸画”（Painted Paper-Hangings）,形式与中国传统立轴不同，既不经装裱，也不加边框、轴头。这种低廉的产品只要卷起来就可装箱出口。这些纸画的内容多是表现中国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以及日常生活。彩色木版画由木版印刻，有的套色，有的在黑白版上填色。这一时期的欧洲曾掀起了狂热的对“中国趣味”的喜爱，《十竹斋笺谱》、《芥子园画传》等大量木版书籍插图也由传教士带往欧洲。而此时产生的外销商品（包括外销画和外销瓷等），其西洋风格并不明显。  　　所谓的“悬挂纸画”既薄又软，且没有边框，西方人买回家通常直接贴在墙上。从内容看，这些纸画多是表现中国的风土人情、日常生活，特别是富裕家庭快乐闲适的生活。另外，表现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的生产活动的作品也比较常见，如耕织、采茶、养蚕，及家具、瓷器生产。1999年出版的黄时鉴、沙进（美）主编的《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一书，收录了美国马塞诸塞州赛伦市的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里发现的一套19世纪30年代外销画家庭呱所绘的中国外销画360幅，描绘的正是广州市井民众生活的“三百六十行”，这些具有典型中国特点而且价格低廉的旅游纪念品，受到外国游客的喜爱。  　　另一种广东出口的外销画是画在玻璃上的，一般镶有欧洲风格的雕花金色镜框，中国人称之为玻璃画或镜子画。玻璃画最早见于15世纪意大利圣像画，由于画在玻璃的背面，也被称为“背画”（Back Painting）。因为玻璃表面光滑，不易着色，技巧很难掌握，在18世纪的欧洲已经不再流行。而18世纪的中国画家、画工是如何掌握这一技巧，至今仍是不解之谜。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院（英国皇家博物院）藏有一张表现正在绘制玻璃画的画工的水彩画，真实地再现了玻璃画的制作情景。令人好奇的是：画工手中使用的是中国的毛笔，其握笔姿势也是中国式的。静物花卉、贵族悠闲的家庭生活、着清朝服装的中国仕女肖像，都是玻璃画通常表现的题材。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中国仕女肖像画，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审美习惯，表现上融合了西洋画法，产生的效果与20世纪初上海流行的月份牌画风格惊人的相似。佚名创作的玻璃画《贵妇肖像》由瑞士的赖色夫妇收藏，画中的中国贵妇单眼皮、柳叶眉、樱桃小嘴、窄溜肩，配上华贵的发饰和服装，流露出浓厚的东方情调。画法上，画家着重对脸部、手部进行描绘，躯干和衣褶则相对放松，整体色调既有变化又不失统一。  　　到了19世纪，悬挂纸画以其低廉的价格仍占有一定的市场，而制作复杂的玻璃画则逐步被油画所取代。前面提到的史贝霖、林呱、庭呱等外销画家，都是以油画见长。而且油画在18世纪以后，也成为欧美画坛的主流，出售油画作品，更容易迎合西方买家的口味。  　　外销画的衰落  　　19世纪40年代摄影术进入中国，在广州，照相业开始逐步取代外销画家的某些工作。同时，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及东南五口通商，广州不再是外国人进入中国的唯一港口，上海和香港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成为西方人新的聚集地。面对变化的顾客需求和中国沿海贸易的新格局，广州外销画家的创作内容、方式以及画室的设立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一些外销画家开始在香港开设分店，或者干脆把画店搬到了香港或上海。著名的外销画家林呱在1845年的9月就在香港的皇后大道3号开设了一家画馆。煜呱等画家晚期作品的商标上，也不再仅仅出现广州画室的地址，而是添加上自己在香港画店的地址。  　　不仅工作的地点发生了变化，外销画室经营的内容也随着市场的需求做了相应的调整。部分外销画家开始兼营摄影。在写真、写实方面，摄影有着绘画无法比拟的优点，价格低廉、方便快捷。摄影术的引进，一方面无可避免地意味着广州外销画时代的结束，另一方面，也可将其看作是外销画的延续。此后，广州外销画的质量和产量都明显下降，后期发展成为使用浓重的蓝、红、绿等颜色绘制的程式化装饰图案，仅仅可以作为价格低廉的旅游纪念品。  　　还有一些外销画家在外销画市场低迷以后，开始使用新的石印技术，制作19世纪末日益流行的仕女月份牌画和商标画。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香港的关氏家族。该家族中的关惠农是香港著名的月份牌画家，有“月份牌皇”之称，有记载显示其曾祖父是著名外销画家关作霖。  　　外销画在广州繁盛了100余年，造就了广东最早的一批西画家。这些外销画家直接或间接地向西方画家学习，受到17世纪荷兰画派、18世纪意大利绘画和英国绘画的影响，并能够及时掌握欧洲画坛及市场的动态，迅速调整自己，努力追赶世界绘画潮流，这在信息非常闭塞的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作为中西通商贸易历史过程中产生的美术活动，广州外销画在中国西画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长期以来，普遍的观点认为，西画传入中国是由传教士画家、中国画家出洋学画两条渠道促成的。外销画的大量存世品及其研究表明西画传入中国存在着第三条重要途径：中西贸易活动。我们也注意到，传教士画家对西画的传播主要局限在宫廷之内，中国画家出洋学画也仅限于知识分子，中西贸易中的外销画的出现和发展则完成了西画在中国民间大范围传播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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