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画画满，中国画留空。中国画的空白引出了题中国画的能力和学问，使中国画成为诗或文、书、画、印四者有机结合的综合艺术。不管如何综合，有一个原则不能变，即必须以画为主，否则不啻中国画的异化。

     清钱杜《松壶画忆》：“画之款识，唐人只是小字，藏树根石罅，大约书不工者，多落纸背。至宋始有年月记之，然犹是细楷一线，书无两行者。惟东坡行款皆大行楷，或有跋语三五行，已开元人一派。”清方薰《山静居画论》亦云：“古画不名款，有款者亦于树腔石角题名而已。”二人所言，不烦取证。即如日本京都高桐院所藏中国画《山水图》，曾被认为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的作品，后因从中央的松树上方发现小小题识—“李唐画”的落款，方始断为南宋初期宫廷画家李唐所作。

     款题图画始自苏轼、米芾，至元明而渐多。高情逸致，画之不足，题以发之。画有一定落款处，行数或长或短，或双或单，或横或直，变化多端，题得其所则相称，不得其所则不称。因此，画固有因题而益妙，亦有因题而败者。元明人工书，虽侵画位，亦觉隽永。如倪云林，不独跋，兼以诗，往往有百余字者，画面更见高雅。至青藤、白阳辈，行款狂放飘逸，有“抢镜头”之嫌。但一则诗文高妙，如青藤题《墨葡萄》诗云：“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借题发挥，感慨寄托自然；书法狂放洒脱，与画面十分协调，能收相得益彰之效。

     画之款识格式，至近代艺术大师吴昌硕、齐白石，终臻完全成熟之境，成为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不独生发画意，寄托情思，更见画面构图之完美。至潘天寿先生而穷极变化。

     题画的学问，下述三方面不可或缺：一是文学精，即自作诗文精妙，或借古诗文贴切；二是书法精，不但题的书法本身精，还必须与画面协调，如狂草再精，也很难题在工笔画上；三是构图精，上文所谓“画有一定落款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