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是和平之上的一种更高、更美的境地，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个体的人自身的和谐。人既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的需要，也必须调整人的生活方式以适应自然的规律，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的根本要义。人与人的和谐强调人既要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既要考虑局部的利益更顾全整体的利益。个体的人自身的和谐包括身心两方面，重点在于通过实践和自省以提升自己的人格和道德。

    中华文明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明，中国人常用“海纳百川”来形容一个人的气度胸襟，这四个字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华文明的品格。

    包容，是中华文明固有的思想。至迟在周朝的时候，中国人就认识到“有容，徳乃大”的道理。老子也说：“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意思是：有所包容，就能臻于“公”，进而臻于“王”、臻于“天”，臻于“道”，臻于“久”。这在中华文明中具有普遍的意义。

    现代考古表明，中华文明在史前时期的存在，不是一花独放，而是像满天星斗一样，表现为文明的多样性。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只是黄河流域，还包括长江流域。除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还有许多上古的文化遗存散布在全国各地。中华文明的组成，既包括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华夏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少数民族文明。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是多种文明因素的整合。整合的模式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汉族和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都为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此可以看出，中华文明自始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中国域内各个文明形态在相互借鉴、相互模仿中不断发展变化。辽宁省境内红山文化遗址不同于黄河流域炎黄文化的文化遗存。它距今大约5000年，如今只是碎石瓦砾的祭坛和筒形祭器在银幕上被复原后，令人感到震撼的不仅是它不可思议的雄伟壮观，还有不为我们所熟知的、表现为不同来源的文明形态。至于迄今令人不可思议的三星堆文化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更是令人费解。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唯包容才能百川汇海，唯包容才能不断壮大。

    文化的包容性不仅表现在生活形态与生活样式上，而且表现在思想的宽容与容忍上。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反映了中国人的思想本质，即中国人自古以来并不愿意将思想统一、凝固在一种教条形态上。那时，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多元共存，自由争辩。这种包容不只是统治者的包容，也是整个社会的包容，孔子有弟子三千，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其它各家也各有自己的信徒或同道，这说明社会的包容度很大。包容，也是唐代文明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儒、释、道三家并用；政府机构中各民族的人才都有施展的机会，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使大量出身庶族的士人进入仕途；文学艺术的题材和风格多种多样等。仅以政府的将军为例，如哥舒翰、高仙芝、李光弼等都是少数民族。而日本的阿倍仲麻吕（晁衡）、新罗的崔致远都曾在唐朝任职。

    文明的发展需要开明，唯开明才能广得人心，唯开明才能云蒸霞蔚。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班彪说：“从谏如顺流”。中国人往往将“盛世”与“开明”联系起来，称之为“开明盛世”。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等，大体说都是如此。

    革新是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不断革新才能不断前进，只有不断革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中华文明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虽不是最早的，却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其中的原因很多，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民族自始自终具有一种不断变易、与时俱进的思想，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日新之谓盛徳，生生之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在表现了中国人不断变化、不断更新、不断与时俱进的思想特征。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不知经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变革。就带有全局性的制度而言，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察举制到科举制，从城市的里坊制到街巷制，每一次变革都带来文明的长足发展。从分封制到郡县制，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从察举制到科举制，促成了新型士人的成长；从里坊制到街巷制，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如果就文学体裁这一个局部而言，从古体诗到近体诗，再到词和曲；从文言小说到白话小说；从杂剧到传奇，每一次变革都带来文学的突飞猛进。

    开放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唯开放才能吸取其它文明的长处，唯开放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盛世，大都是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最活跃的年代。张骞通西域，带来了中亚和西亚的文明，尤其是印度的佛教文化，这对后世中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在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和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对中国固有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只有今生此世的观念，是佛教带来了三世之说，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翻译有关。随着佛经的翻译，汉语的词汇扩大了，文学观念也多样化了，诸如“空”的观念、“境界”的观念，都与佛教有关。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禅宗，已经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至于唐代，对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丝绸之路开通，形成双向交融的文化格局，唐代文化既得以向外广泛传播，同时也从外面得到很大的补充。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文化交汇的地方。长安是当时最大的国际都会，在八世纪前半叶，人口已经达到百万之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以及留学生、学问僧、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大食、天竺、真腊、狮子、新罗、日本等许多国家的使臣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除了道教和佛教，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传播。唐太宗设立的十部乐，其中四部来自唐朝境内少数民族，四部来自国外。到了明代，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对外交流活动，就是郑和下西洋，其足迹远达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密切了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成为中华文明对外开放的壮举。

    中外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双方的文明发展。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对西方文明的伟大贡献已是公认的事实。明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用科学作为传教工具，激起中国一部分士大夫对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兴趣，这包括古希腊哲学、伦理学、语言学、逻辑学、地理学、医学、生物学、数学、历算，以及美术、音乐、火器、水利、建筑等等。而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16世纪至19世纪的三百年间，玉米、甘薯和马铃薯等美洲作物的传入和推广，对中国开发地广人稀的山区，满足对粮食的需求，从而发展生产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