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幅宋人册页

    绘画中，有所谓“画中画”一类。五代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即此中隽品。画面前景是南唐中主李璟与其弟下棋的情状；背景乃一架大屏风，屏风上一幅醉酒图，而屏风画中又有一架小屏，屏上清清远远一幅山水。略袭此意者，有元人刘贯道的《消夏图卷》，不过二者的构图虽然极相近，却各有笔墨风致，运思与布置，原在其次。

    “画中画”再翻出一层巧思，便有了“二我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幅宋人册页是一例。画面中心一屏一榻，榻上坐一士，头著巾下系裙，左手持书卷，右膝素足横置榻上。旁边一童子，手持注子，正向盏中注酒。酒盏边，果盘之外，又设砚台一方。榻后一架大屏风，绘一幅汀洲芦雁图。屏风的一边，悬了一轴人物，却是此图主人公的写真，“二我”一高一低，略取颜面相向之势，而神情如一。这幅册页曾经清宫收藏，上面钤了“乾隆御览之宝”的印记。乾隆大约很欣赏这一点文人雅趣，于是命宫廷画家绘制相似的作品，只是把画面中心人物由文士改作方巾道袍的帝王，而成为《弘历鉴古图》。当然素足是不可以了，虽坐姿未变，但足却不露声色悄然掩上。又把宋画中点缀的带有时代特征的各色器具，一一易作清宫收藏的古物，以足“鉴古”之意。如宋画中，榻的一边，有一个风翻荷叶为座、仰莲为托的风炉，原是宋元时代烹茶煎汤的器具，《鉴古图》则改画为清宫收藏的一件新莽嘉量。宋画中的经瓶、经瓶架，纱罩下饮茶用的托盏，也易作玉璧和青铜觚。宋画里的榻上凭几在《鉴古图》中易作一柄如意。又屏风画易作“四王”风格的山水，细微如砚台，也改画作别具鉴赏之趣的瓦砚。屏风边添画的一件宣德青花梵文出戟罐，更是清宫收藏中的精品。乖巧而机敏的画家并且略略调整了画面的视角，——把宋画的平视变作微微的仰视，虽一改士人的潇洒风流为宫廷的堂皇富丽，但到底合文人雅趣与帝王尊严于一图，创意无多，却难得处处苦心。乾隆题词“是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可，何虑何思”，乃欣欣然揭出“二我”之意。

    郎世宁 《平安春信图》著录于《石渠宝笈》

    不过这一幅“二我”，尚只是同时之“二我”，故宫博物院藏郎世宁作《平安春信图》，则是不同时期的“二我”。图绘湖石、梅花，修竹三五，竹边赏梅的两个人，身著直裰，虽一长一少，但颜容逼肖。乾隆在画上题道：“写真世宁擅，缋我少年时。入室皤然者，不知此是谁。”题诗之年为壬寅春，即乾隆四十七年，这时候郎世宁早已去世，那么此是补题。所谓“皤然者”，正是题诗之际的乾隆。不过奇怪的是，人们谈到这幅画的时候却总以为画中的年长者为雍正，年少者为乾隆(近日出版的《紫禁城》第七期讨论此图，仍作如是说)，实大谬不然。《平安春信图》不仅有乾隆题诗，且加盖“古稀天子”、“太上皇帝之宝”等印，若画面上果然有雍正，则可谓“大逆不道”。这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其实题画诗已用浅近的语言说得明明白白，——“写真世宁擅，缋我少年时”，即图中所绘正是乾隆本人，不过是“二我图”的画法，而将同时之“二我”拉开一段时间的距离，为这一幅属意平常的吉祥图平添一点戏剧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