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纸的发明，更促进了毛笔的进一步改进。笔头不仅用兔，羊毛，还采用了鹿毛，狸毛，狼毛等原料混合制成。其制笔之法，有的以兔毫为笔柱，羊毛为笔衣，或用人发梢数十茎，杂青羊毛并兔毫，裁令齐平，以麻纸裹柱根（见王羲之《笔经》）。因此，汉之制笔硬，软毫并用，亦可谓早期的“兼毫”。此时对于笔管的质地，装饰也渐渐地重视起来，有的还以金银为饰。据《西京杂记》载：天子所用笔，管则饰以错宝，毛皆以秋兔之毫，并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值百金”。清代乾隆年间的唐秉钧在《文房肆考图说》卷三《笔说》中也说：“汉制笔，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管非文犀，必以象牙，极为华丽矣。”笔在此时已经不仅是书画的工具，而开始成为艺术品了。

      秦汉之际人们有将毛笔簪戴在头上，以作装饰之用的习惯，因之笔杆较长，有20厘米左右，笔杆上还常常刻有工匠的姓名，笔尾削尖，并髹之以漆，称之“簪白笔”。“白笔”指未蘸过墨的新笔，以新笔作簪用，故名。汉代有“簪白笔”制度。汉代官员为奏事之便，常簪戴毛笔。魏晋簪笔之风不再时行，笔杆逐渐变短。三国时有魏国人韦诞，字仲将，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有文才，善辞章，并以制笔和墨闻名当时，他所制之笔，人称韦诞笔，著有《笔经》一卷留世。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详细介绍了韦诞的制笔方法：“先次以铁梳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秽毛，皆用梳掌痛拍整齐，毫锋端本各作扁极，令均调平，将衣羊青毛，缩羊青毛去兔毫头下二分许，然后合扁卷令极圆，讫痛颉之，以所整羊毛中为笔柱，复用毫青衣羊毛使中心齐，亦使平均，育颉管中宁随毛长者使深，宁小不大，笔之大要也。”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韦诞的制笔方法，同时也反映出魏晋时制笔的过程和特色。隋唐的毛笔，笔头短而硬，以安徽宣城的笔风行天下，其中制笔名家有：

       1、黄晖：相传他得到蒙恬的制笔方法，所制的笔称“鸡距笔”，鸡距即雄鸡跖后突出像脚趾的部分，因锋短，犀利如鸡距，故名。

      2、宣州陈氏：唐代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县）制笔名家，名字不详，相传陈氏之笔特别为当时书法家喜爱。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曾亲手写过《求笔贴》向陈氏之祖求笔；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也曾向陈氏求笔。宋邵博《闻见后录》中载：“宣州陈氏家传右军《求笔贴》，后世益以作笔名家。柳公权求笔，但遗以二支，曰公权能书当继来索，不必却之。果却之，遂多易常笔。曰前者右军笔，公权固不能用也。”

       3、诸葛氏：其制笔以一种或二种兽毛参差散立组合而成，经久耐用，与当时宣州陈氏同享盛誉。郑文宝《江表志》中载：“宜春王从谦喜书礼，学二王楷法，用宣城诸葛笔，一枝酬十金，劲妙甲于当时，从谦号为‘翘轩宝帚’。”唐时诸葛氏笔已为诗人书家所推崇。唐代的笔，以兔毫为主，大多出自宣州。选料精审，质量高超，它们受到了官府和皇室的高度重视，并且成了每年都要向皇帝进贡的“贡品”。现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中国之唐笔，有斑竹管，有斑竹管镶象牙，也有全管象牙，拨镂碧色之管的。这说明唐代笔的丰富多彩，工料精致。由于唐笔的锋短，过于刚硬，故蓄墨少而易干枯，于是又发展产生了一种锋长精柔的笔。长锋笔的出现对于毛笔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它带来了唐宋时期纵横洒脱的新的书风。宋代的制笔工艺，一改晋以前的旧风，逐渐趋向软熟，虚锋，散毫。当时的制笔名匠众多，有：诸葛高，安徽宣城人。出身制笔世家。书法家苏轼曾称当时无心散卓笔，“惟诸葛高能之，他人学者皆得其形似而无其法，反不如常笔，如入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诸葛元，诸葛渐，诸葛丰及歙州吕道人，吕大渊，新安汪伯立，均为其传人。

      吕大渊，黟州（今安徽黄山市黟县）人。在继承宣笔制作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宋黄庭坚《山谷笔说》中载：“黟州吕大渊悟韦仲将作笔法，为余作大小笔十余枝，无不可人意。”吕道人，歙州人。其制笔技艺继承宣笔制作之长又有创新，名扬一时。黄庭坚《山谷笔说》中载：“歙州吕道人非为贫而作笔，故能工。”吴说，宋代笔工吴政之子，继家法制笔，笔经久耐用。程奕、苏东坡说钱塘笔工程氏制笔，有前人风格，使写字轻巧，制作精妙。待其瑛，擅长紫毫“枣心笔”。所谓“枣心笔”为笔毛中心有物，如枣中之核，故称。张遇，以制丁香笔为人所知。黄庭坚说：“张遇丁香笔，捻心极圆，束颉有力。”丁香笔为宋代毛笔的一种。汪伯立，新安（今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人。南宋理宗时，徽州知府谢则以汪伯立笔，澄心堂纸，李廷墨，羊头岭旧坑砚称为“新安四宝”，一并列为进献朝廷的贡品。

       到了元代，宣州笔声名煊赫的地位逐渐由湖笔（即浙江湖州，嘉兴一带所制笔）代替。这是由于南宋小朝廷偏安杭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移所造成的。再说湖州早就有制笔业，尤以善琏镇为最。相传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禅师（隋朝有名的书法家）游善莲镇，住在镇上蒙恬祠侧的永欣寺，与当地制笔工匠经常切磋制笔技术。智永喜爱书法，他用败的笔头足足有五大竹箱，埋在晓园（今善琏镇轮船码头处），名“退笔冢”。智永禅师圆寂后，笔工把他埋葬在“退笔冢”旁。入元以后，浙江吴兴一带先后出现了一批制笔名家，他们精雕华饰，不惜成本，以博取统治者的欢心，因而包揽了所有的“御用笔”，以致湖笔声誉日隆。湖笔用山羊毛，野兔毛和黄鼠狼尾毛，经过浸、拨、并、配等七十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笔锋坚韧，浑圆饱满，修削整齐，具有“尖、齐、圆、健”的笔之“四德”。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冯应科，元初湖州著名笔工。所制湖笔被称为“冯笔”，与当时书法家赵孟的字，钱舜举的花鸟画，一并誉为“吴兴三绝”。《湖州府志》中曾有“吴兴冯笔妙无伦”的词句给予赞扬。张进中，元代湖州笔工，以毛作为制笔原料，制成笔，为皇宫中所用。清阮葵生《茶余客话》中载：“都城耆老，善制笔。管用竹杆，毫用，精锐宜书。吴兴赵子昂，淇中王仲谋，上党宋齐皆与之善。尚方有所需，并非中笔不用，进中每月执笔入宫，必蒙赐洒食。”周伯温，元代笔工。西域人，名沙剌班，以制黄羊尾笔扬名当时。继承了古代制法，深受世人赞美。陆文宝，元末明初制笔家。浙江吴兴人，声名出众，制笔技艺传至其子陆继翁后，大有继往开来之势。明书法家曾《赠笔工陆继翁诗》称：“吴兴笔工陆文宝，制笔不与常人同。自然入手超神妙，所以举世称良工。”陆文宝制作的笔还曾入贡为御用笔。同时吴兴的笔工也大量地向外辐射，使湖笔在江苏，浙江各地普遍地都有制作。

       到了明清，制笔在工艺上不但讲究实用，而且更注意装饰。随着书画艺术的发展，作为工具的毛笔制作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明清两代精制华丽的毛笔，其中有一部分即是皇室的“御用笔”和官府用笔。制作的精美表现在笔头选毫极精，笔头捆扎出竹笋式，香盘式，兰花式，葫芦式等多种形式。笔头与副毫因毛色现出层层不同的色彩或锋淡而副毫渐浓，色变化颇为美观。当时用毫有羊毫，紫毫（兔毫），狼毫，貂毫，猪鬃等不同性质的毛，并创新了毫制笔，即利用各种不同性能的毫互相搭配成中性的毫，使笔毫软而圆健，强劲有力，达到刚柔适中，经久耐用，挥洒自如和尖，齐，圆，健的要求。根据书法，绘画的需要，还创新出现了揸笔，斗笔，联笔，提笔等写特大字的大型笔，以及蓄墨较多的长锋笔等新品种。笔管的装饰上也创制出了许多精巧的工艺，从质料到装饰花纹都有创新。当时有竹管（棕竹、斑竹、湘妃竹），玉管（青白玉，碧玉）、玳瑁管、雕漆管、剔漆管、黑漆描金管、填漆管、象牙管、瓷管、木管（硬木、乌木、鸡翅木）、珐琅管等多种质料（图69）。装饰题材丰富，雕镂精致，色彩鲜艳，大体以吉祥图案为主，有双龙戏珠，龙凤，八仙，云凤，云蝠，古钱，人物山水等。

    明清二代的著名笔工有：

    陆继翁，明代笔工，陆文宝之子。施文用，明代笔工。浙江吴兴人。精制笔翰，多作为贡品，进献皇宫内府，被达官贵人视为案头清玩，笔杆常标“笔匠施阿牛”记号，弘历皇帝鄙弃其名，改为“施文用”。此后施文用的名字在湖笔界有了盛誉。张文贵，明代笔工。杭州人。长于制画笔，有“画笔以杭之张文贵为首称”的赞评。周虎臣，清初著名笔工，江西临川人。制笔规模较小，以自产自销的方式经营，清康熙三十三年（694）在苏州开设“周虎臣笔墨店”，专门制作经营毛笔；后于1862年扩展到上海开设分店，而后总店也迁至上海，成为拥有100多名笔工的作坊。子继父业，连续七代。周虎臣制笔选料，做工，以精美实用而闻名。王永清，清代笔工。江苏吴县大郎桥人。善制笔，不传徒不设肆，治笔于家，制笔做工精细。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中记有王永清语：“吾之治笔也，先纳笔头于粗管，修去其曲与偏之甚者，胶尖，俟干透，乃倒梳其根，令净，换管再扎，又择去不甚直而圆者，再胶再梳，又恐曲与扁者虽净，或有圆正而其材不长，不能齐尖者厕其间，上齐则下所入管者少而根硬，下齐则腰发胖而尖薄，是亦未足以发挥指力，曲折如意也。又择而梳之，然后固扎其根而黍以投于精管，故终笔之用，而无一褪毫，尖尽秃而笔身仍韧好不僵也。”说明王永清制笔相当讲究而能耐用。王兴源，清代笔工。浙江归安善琏镇（今属浙江省吴兴县）人。在扬州设肆卖笔，是湖笔名师之一。李馥斋，清代北方笔工。道光时人。精于紫毫（兔毫）兼羊毫制笔，尖，齐，圆，健四德皆备。又能制作卷心笔，其功能超过一般规范，大可作擘窠巨字，小可作楷书，为当时书家文人所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