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不断“制造麻烦”，美国的“超然姿态”日益难守阵脚。
1946年5月3日开庭的“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的起点。作为其主导力量，美国在其中发挥了双重作用：一是在其前期顺应历史潮流给日本定了罪，审判了甲级战犯；二是在其后期逆历史潮流“放虎归山”，为日本历史翻案运动埋下了祸根。
这个起点塑造了一个充满矛盾的“战后日本”：一方面，日本对美国采取了俯首帖耳的姿态；另一方面，执政的自民党始终在推动否定二战结论的翻案运动。日本以前者换得了美国对后者的容忍，美国从“历史问题”的“当事者”摇身一变而成为“中间人”。
美国在“历史问题”上可容忍的底线是：日本安居于“美主日从”框架，美军确保驻日军事基地，日本对美国全球战略具有利用价值。美国的利益在于维持以其为主导的东亚“现状”，而非卷入东亚各国间“打破现状”的争端之中，“历史问题”也不例外。在美国看来，只要局面可控，一个适当背上“历史包袱”、在东亚略显“孤独”的日本更易于“管理”，也更利于对东亚各国“分而治之”。
但是，2001年小泉上台以来，日本强硬冲撞“历史底线”，导致其与邻国关系空前紧张。这无异于迫使美国在日本与东亚各国间做出抉择，显然违背美国的利益，因而开始招致美国的批判。
美国政府和国会对日本的忧虑日益加深。2006年4月10日，布什总统再次对中日韩关系现状表示关切，期待三国关系能够得到改善。国务卿赖斯和副国务卿佐利克也一再敦促日本改善对华关系。美国国会一些头面人物也表露出对日本的疑虑。美国国会研究部的一份报告指出：日益加强自信的日本在认为亲美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可能会对美国说“不”。
美国主流媒体在“历史问题”上早已打破了沉默。美国政策专家们也在分析日本动向的后果。2月6日，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部长迈克尔·格林在东京表示，日本要想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就必须解决靖国神社问题。同月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上，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敦促日本采取更多有利于促进日中互信的措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肯特·卡尔特认为：“把（那场侵略）战争正当化，同曾与日本作战的美国的历史观相对立”，“一个不能与邻国进行对话的日本，帮不上美国的忙。”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迈克·望月指出：“美国的精英们普遍对靖国神社的历史观持否定态 |
|
|
|
问题解答>>>在日“历史问题”上 美能保持“历史中立”吗？（历史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