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博物馆藏宋徽宗赵佶《五色鹦鹉图》卷，绢本，设色，款署：“无色鹦鹉，来自岭表……为赋新篇步武吟。御制御画并书，天下一人”。钤：“御书”朱文印。

　　鉴藏印：元文宗·内府：“天历之宝”。明·戴明说：“戴明说印”、“宫保司马之孙大司农章”白文印、“米芾画禅烟峦如觌明说克传图章用锡”朱文印。清·宋荦：“商丘宋荦审定真迹”朱文印。以及清宫收藏诸印。

　　依据展览方图录介绍，“此卷《五色鹦鹉图》无疑是徽宗花鸟画中最可信者之一。据卷上徽宗自序，知此画起因于徽宗在御花园内见一贡自岭表的异种鹦鹉，于风和日丽的春光中，飞鸣于御园杏枝间，其姿其态，煞是悦人眼目，遂御笔彩绘，又复作诗并序，观其题上”。展览方认为这是一幅宋徽宗可信的作品，也就是真迹。

　　在观看这幅徽宗作品时，写实水平极佳，用色非常和谐，绢素的材料质地一流，虽然时代久远依然华贵。首先，观察绘鹦鹉的水平，可以说达到逼真的程度，鹦鹉的深邃眼神仿若实物，羽毛层染立体感强烈，爪子站立在树枝上，重心、比例准确;其次，杏花开放各种姿态万千，层次清晰可见，树枝尚处于春天未发叶芽，偶见点点绿头，枝干犹如处于眼前，动感明显。笔者看到此时，被画中的一切所感染，仿佛置身于春天杏花开放的时节，树木与鹦鹉如在眼前。难道这就是道君皇帝亲笔吗?作为一个皇帝，真的有此神功吗?简直难以置信!

　　回京后查阅傅熹年老先生访美读画录，谈到徽宗《五色鹦鹉图》卷结论：绢本设色。《宣和睿赏》册佚出之物，中间断开拚接，故己不见折缝痕。是宋画院中人作，非赵佶笔。又有人疑为元人仿本，何据?

　　再读谢稚柳、徐邦达二老先生访美笔记：认为徽宗《五色鹦鹉图》卷结论：前隔水有戴明说藏印，徐：佳。

　　在前辈老先生们的读画记中，领略了他们渊博的学识，尤其是傅老先生治学严谨风采。既肯定为北宋院画，出自《宣和睿览册》，又质疑了某些认为元代绘画的观点。由于此幅作品有元文宗“天历之宝”藏印，元文宗的收藏书画都是由柯九思审定，某些认为是元代作品的观点，自然毫无道理。徐老先生认为有明代戴明说藏印，绘画质量为“佳”的观点。

　　经查阅《宣和睿览册》，发现这件《五色鹦鹉图》卷，原名为《杏花鹦鹉》一，通篇《宣和睿览册》只有此幅作品为鹦鹉作品。在查《中兴馆阁录·续录》，里面徽宗御画十四，没有鹦鹉题材作品。徽宗御题画三十一，里面《杏花鹦鹉》一，画上面的诗文与波士顿博物馆藏《五色鹦鹉图》卷完全一致。其中御题画中还有《芙蓉锦鸡》一即《芙蓉锦鸡图》北京故宫[微博]藏，《香梅山白头》一即《腊梅山禽图》台北故宫藏，都著录在《中兴馆阁录·续录》卷三里面。

　　因此，笔者没有接受展览方的图录结论，读画判断似乎正确，认为徽宗作为一个皇帝，能有如此高妙的绘画技法而不可思议，这样的绘画水平应与徐熙、黄荃之辈不相伯仲。宋代的文献记载，当然更接近徽宗时代，且为画院档案传承下来，应为可信。事实证明，读画的过程必须严谨，之后的文献支撑更要求真，因此，这幅《五色鹦鹉图》卷是一幅北宋画院的徽宗御题画。

　　(朱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