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追问酒的本质的话,其实酒不过是一种饮料,其作用就是“解渴”。《水浒传》中黄泥岗上的挑夫又累又热,就盼着喝一瓢酒消暑解渴,多么简单。可是,如果从文化角度谈酒,它就变成一个复杂问题。
酒是饮料,但其中含有的芳香物质使它具备不同于水的三个特点:一是鼻子可以闻到的挥发性的芳香;二是味觉器官可以感觉到的令人舒适的刺激性;三是刺激血液循环、加快心跳,使人变得热情。因为具备了这种性质,人们才用它祀神、祭祖、敬老、侍上、待客、养身。古人相信气味通天,芳香扑鼻的美酒供奉在神灵之前,他们一定会开心享用。年老百体僵滞,饮酒令血脉流动、通体皆暖,点燃活力。人际之间有些隔阂、心存芥蒂,当喝下一杯酒,血脉偾涌,心防解体,彼此的关系便拉近了。
总的来说,通过祭祀,酒可以成礼,养成生活规范;酒上了筵席,可以联欢,消除人们的差距;饮用适量的酒,可以颐养情志,使人们在精神上和生理上获得健康和愉悦。
酿酒点滴
遥想上古时代,先民采集渔猎,奔波终日也不过仅能使肚皮不饿而已。后来随着工具的进步,种植业的产生,先民的生活有了较大改善,粮食多了才能考虑把这些有余裕的食物转化为酒。这是说造酒发端于有了剩余食物,然而酒的发现却要早得多。
关于酒的起源的说法很多,但却以晋人江统《酒诰》中的“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为最合理。这段话说明了先民从剩饭剩粥日久发酵所产生的酒味中受到启发,逐渐摸索出造酒的方法。
“酒”是一种与它的原料完全不同形态和味道的饮料,我们应该体会它的出现给古人心灵带来的震撼。它不仅味道奇美,为他们所未尝见;而且它具有刺激性,能够在他们眼前打开一个全新的、奇异的世界。渔猎采集只是把已经存在于世界上的食物拿来食用而已,种植畜牧也不过是把世界已有的食物由少变多、由小变大而已,而造酒是造出世界本来不存在的食物。可想而知,这给先民造成内心的欢悦,也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神秘色彩。在旧式造酒作坊有许多禁忌,正是这种神秘心理的反映。
酒与文学
古代的希腊、罗马在谈到酒与文学的关系时,特别爱谈“酒神精神”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中国是个神话不发达的国家,酒在与文学的关系上还没有上升到“神”的位置,但是它对作家文思或诗兴的催化有着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抒情性作品占主流地位。抒情诗自不必说,就是记述或代言的作品也都有很强烈的抒情性。抒情性强的文学受到酒催化自不待言。另外一个特征是作品的个人性和自娱性。中国传统文学大多不是面对社会的(尽管圣人有此要求,认为文学要起到教化作用),而是自娱的。所以受外部因素控制较少(如面对市场就要考虑经济因素),个人性较强,不会太计较酒对文学影响的后果。当然这种影响有正面也有负面的。
南北朝时,人们就感受到酒对于艺术家人格的完成和对艺术创作的催化作用了。唐人在这方面的认识更为深入。杜甫《饮中八仙歌》描绘的不只是一帮酒徒,他们更像是一个浪漫的艺术群体。酒把他们身上的艺术气质渲染得淋漓尽致。如浪漫诗人李白:“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又如书法大师张旭:“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这些艺术家和诗人在半酣状态下,平日的政治哲理、道德规范等“理性的魔障”都被酒精突破了,此时他们似乎只受直觉或潜意识的支配,从而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心理能量中潜藏的人之本性。
李白醉后的高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这是自信;“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对权贵投以极大的蔑视;“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鹉鹦洲!”(《江夏赠韦南陵冰》)表现出极大的激愤。这些既是醉后的狂言,更是最能表达出李白真正自我的诗句。宋人责备李白诗中篇篇有酒,其实酒把许多诗人艺术家从尘俗琐务中解放了出来,恢复他们真正的艺术家的风范。很难设想有个时时清醒的李白,还能写出这么多传之不朽的诗篇。
酒人逸事
《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西晋时的张翰为人荒诞,贪杯好饮,与阮籍相似,有人劝他说:“你只追求一时的享乐,难道不考虑身后的名声吗?”张翰回答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张翰似乎很达观,把名声看得很淡。酒能够给人们带来生理上的舒适和精神上的放松,而名声虽然使人有成就感,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但这要牺牲世俗的许多享受,两相权衡,张翰还是放弃了“名”。
张翰也许始料不及,这种舍名求酒的行为使他享有大名,千古流传,还成为家乡的“三贤”之一。苏轼《戏书吴江三贤画像三首其二》云:“浮世功劳食与眠,季鹰(张翰的字)真得水中仙。”辛弃疾《汉宫春》也说:“千古季鹰犹在,向松江道我,问讯何如?”实际上张翰也不是只会喝酒,“单纯”的酒鬼很难留下佳名。张翰是位能够见微知著、善于全身远祸之士,这在热衷功名的士人中是很难得的。李白会喝酒、也会作诗,如果有人只会喝酒便以“半个李白”自居,恐怕只能贻人以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