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降，在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极力鼓吹下，碑派书风成为书坛的主流。由于一些书家本身已具有深厚的帖学积累，遂成就了一批碑帖兼容的书家，曾熙就是其中不容忽略的一位。    曾熙(1861-1930)，湖南衡阳人。字季子，又字嗣元，更字子缉，号俟园，晚年自号农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土，官兵部主事兼提学使及弼德院顾问，先后主讲衡阳石鼓书院、汉寿龙池书院，任湖南教育会长。工诗文，擅书画。书法自称南宗，与李瑞清的北宗颉颃，世有“北李南曾”之说。1915年始于上海鬻字。其书得力于《夏承碑》、《华山碑》、《张黑女》等，以汉隶圆笔为本，下穷魏晋，沟通南帖北碑，融合方圆，遂成就宽博纵逸的风貌。                于书法学习上，曾熙无疑是一位用功者，举凡魏晋六朝碑版、汉代的石刻摩崖，无不心摹手追。他的书法特色正从这种广泛的涉猎中得来。与他齐名的李瑞清称其为“今之蔡中郎”，并进一步解释说：“魏晋以来，能传中郎之绝学者，惟髯公一人。”—代碑草大家沈曾植则称其书“沟通南北，融合方圆”。而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称其书曰：“由圆笔以下穷南碑，故其行楷各体皆逸，体峻者见骨气，体逸者见性情，所谓阴阳刚柔各有其妙者见。“以上诸家的评述未免多有溢美之词，然亦可窥其书艺水准之一般。               作为一位以鬻书为生的书家，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想在艺术上有太多的独特创举，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的大众难以接受。所以曾熙的创作多以应用为主，以期迎合当时民众的需求。那种为养家糊口所累的生活，使其在书法创作中缺少了一种大气磅礴、横扫千军的气概。曾熙当时的鬻书之地上海，乃是一派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大都市，清代的一些遗老显贵多聚居于此，他们大多不喜险怪之书，故而曾熙的创作只能固守平正规整一路。同样作为清末“遗民”的曾熙，其书法受应试的“馆阁体”影响至深，无论如何雅化，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程式化，从而使其书的内蕴、趣味稍有损殆，这在其楷书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此件行书题跋与其楷书相较，艺术水准当略胜一筹，一些字的草化处理，于整体的行气上更显通畅、连贯，一改其书用笔、结字、用’墨、章法的干篇一律之弊，而是方圆结合、刚柔相济、虚实相映、妙于变通，殊为难得!若严格说来，其诗文著述水平当较其书法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