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流传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体现了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的文化特色。    左图：秦汉墓室壁画《荆轲刺秦王》。    

    主持人：李庆英

    特邀嘉宾

    葛剑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

    谭元亨(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刘德增(山东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

    张京华(湖南科技学院教授)

    杨海中(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华文化是由若干个特色各异的地域文化构成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体现

    主持人：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不同的地域塑造了不同的地域文化，民间就流传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民谚。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文化才可以称为“地域文化”呢？

    刘德增：中华文化是由若干个特色各异的地域文化构成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体现，挖掘和研究各地域文化的深刻内涵和优秀成分，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内在积淀的个性解剖和继承发扬。中华文化按地域来划分，可以划分为若干个大区域格局，如齐鲁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关东文化、蒙古草原文化等等。

    葛剑雄：地域文化是最能体现一个空间范围内特点的文化类型，这一文化类型和周围的其它区域有着明显的差异，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里的“风”可理解为流行，“俗”则已经形成习惯，“风”变化比较快，但不一定能成为俗，“俗”则相对稳定，往往可以延续很长年代。我们可以将中国文化划分为比较大的文化区，如“华夏(汉)文化区”、“西北文化区”、“岭南文化区”等。也可细分为若干个亚文化区，即在一个比较大的区域下面再根据文化类型分为更小的区域，如“西北文化区”下可分为“秦文化区”、“陇文化区”等。地域文化一般包括比较大的空间范围。一种地域文化的形成需要较长的年代，也有很长的延续性，目前常说的地域文化往往能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如秦文化、晋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至今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

    杨海中：地域文化就是风土文化，就其结构而言，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情，这主要指表现形式；另一是具有鲜明地域内涵。但这两方面都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在与各种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嬗变。

    张京华：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承接古代的“方域”之学，更远可以追溯到上古的地理、舆地之学。先秦时期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史事的《国语》，以及《诗经》，乃至《尚书·禹贡篇》和《山海经》都可以视为地域文化的滥觞。各个地域的划分比较灵活，大多出于约定俗成、自然而然。学术界有将全国划分为六个、八个或二十四个区域等作法，划分标准具有相对性。从形成时间上看，中原地区的文化早在先秦就已奠定，诸侯各国的文化状态无疑更具典型性。但也有一些地域文化后起而颇具特色，譬如“徽州文化”较为独特，而徽州的设置始于宋代，“徽商”的形成则迟至明代；“海派文化”在近代比较特殊，但在唐代上海尚在海中，长江入海处仅有一“胡豆洲”。不仅后起的地域文化有时段的错落性，即便是中原地区，譬如燕赵文化、齐鲁文化，细加分析燕与赵、齐与鲁又有其具体的差异。又如北京作为“五方杂居”的京师，其地域文化是放在燕文化里面还是单列出来，单列出来之后它的文化起源是从全国性的都城算起还是追溯到燕国的历史，也具有一定的相对性。 

    地域文化的个性可以从方言、民俗、民间信仰、民居、饮食等多方面去认识

    主持人：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认识和界定某种具体的地域文化呢？

    葛剑雄：地域文化的表现，是指着一区域中特有的，最有特色的，而不是普遍现象，集中反映在以下方面。

    其一，方言。不同的方言会造成不同的文化心态，而同一方言又是同一区域人群交往的媒介，是地域文化中最富有特色的因素，成为区别不同文化区的重要标准。例如，大同乡一般只指祖籍，但小同乡更强调方言。历史上一些地域集团的形成与方言有关，如刘邦所依靠的“丰沛故人”，唐初政坛的“关陇集团”，北宋的“北人”、“南人”。直到民国时期，浙江地区还有“湖州的中统，江山的军统，奉化的侍卫官”的说法。蒋介石身边的侍卫官，基本都用本乡的奉化人，原因之一就是能听得懂他说的奉化话。

    其二，饮食。主要是指民间的日常饮食。民间饮食一般就地取材，并要求价廉物美，长期食用后形成习惯。如辛、辣、酸、甜、咸、腌、腊、干等都与当地环境有关，重庆的毛肚火锅，则适应了纤夫的特殊需要。此外，还包括进食的方式，如有的地方习惯于蹲食，有凳子也不用。

    其三，婚丧礼俗、民风民俗、节庆。维持一种风俗或礼仪需要物质条件和经济实力，平时往往难以保持，但每逢婚丧喜事或节庆，就会不惜工本，即使下层贫民也会尽力而为，因而最能显示地方特色。

    其四，民间信仰。中国人的宗教观念相当淡薄，而民间信仰非常强烈。民间崇拜的对象一般都与当地的利益有密切关系，因而长盛不衰。如刘猛将军是驱蝗英雄，所以在北方蝗灾区最受重视；二郎神是李冰化身，善治水，得到四川人供奉；而江西多山洪，许真君能治蛟，受江西人崇拜；江南丝桑发达，有蚕神庙，崇拜蚕花娘娘；福建沿海信奉妈祖，祈求航海平安。

    其五，民居。官房建筑、公共建筑、祭祀性建筑有一定的规格，可以不惜工本，但民居既要适合当地环境，又能为平民所接受，因而必定是有强烈的地方性。 

    影响地域文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然地理环境；一个是移民

    主持人：那么，地域文化的成因有哪些呢？

    张京华：《慎子·外篇》中说：“两山并驱其中必有水，两水夹行其中必有山”，地域文化的特性就在于这种大致由自然山川限定边界的划分，这往往比人为的行政区划更能体现出文化的传承延续，亦即人群社会的生存模式。

    葛剑雄：地域文化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环境限定和人口变迁有关，也与行政区划和民族分布有一定的联系，甚至制约于外来文化影响。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自然地理环境，特别是在交通运输条件不便的情况下，不同的自然环境，所产生的文化上的差异就很难消逝，会长期保存。中国是一个大国，那么大的面积里面，包含了很多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面，它的物质条件是不同的，气候和自然条件也不同。一种文化的产生，主要还是它的物质基础。自然条件不同还把中国天然分成了很多不同的区域，比如太行山地区，一边是绵绵的太行山；一边是大平原。历史上说山东、山西，就是根据山来分的。又比如黄河、长江，也是天然的障碍。黄河把山西跟陕西分开，长江天堑，南北就分了江南、江北。各个区域里面，它的条件不同，加上交通不便，长期住在里面，就慢慢形成了很多不同的地域问题。现在很多名词，就是与这些文化现象有关。总之，中国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提供了不同的物质基础，所以形成了不同地域的物质文明，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就会产生不同的精神文明。

    另一个方面就是人的因素。一个地方的文化说到底还是当地的人在起作用。某个地方的文化变化，最重要因素就是移民。移民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流动。移民把自己原来所拥有的文化，带到了他们定居的地方。移民还不仅仅是把文化带到那个地方，因为他已经定居了，归属于这个地方了，那么就要积极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或者说要学习当地的文化，这样就有了文化的交流，也有了再重新形成新文化的可能性。历史上，如果说外来的移民占有主流，是强势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把外来的文化取代了当地的文化。这个强势有多方面的含义，一种是移民多，还有一种是移民并不一定数量多，但具有政治上、文化上和经济上的强势。那么这种强势文化的结果，就是强势文化取代了当地的文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土客相当，土著文化也很厉害，那么外面迁进来的移民、客民，他们的文化也很强，双方势均力敌，那么就会出现两种文化的碰撞，以至于最后融合，这样就会形成一种跟原来不同的新文化。如果这几种情况都没有，就是一个地方人口不流动，一般来讲这种文化就会凝固，会长期延续下来。其好处在于把以前的文化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到一些经济落后、交通闭塞、人员几乎不流动的地方去，往往发现那里古风犹存，一百年甚至几百年以前的文化还保留着。 

    “海派文化”是移民对地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典型案例

    主持人：可见，移民对地域文化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能否举个这方面的例子说明一下？

    葛剑雄：比如“海派文化”。上海是一个五方杂处，华洋混杂的地方。“海派文化”是一种中外移民共同的产物。在1843年开埠的时候，上海还只是南方一个普通的县城，它本身在文化上并没有太多的特色，更主要的是开埠以后所建立的英租界、法租界，并不是原来的县城，而是在县城外面的荒地上面。当时上海人口仅五十万多一点，但是它发展得非常迅速。到了1900年，人口突破一百万，然后两百万，三百万，四百万，到新中国成立时号称六百万人口，这些人主要是从外地迁过去的。这样一个城市，本地人很少，对文化形成的影响并不很大，相反外来的各地移民占了多数。而且总的来讲，素质要比较高，因为江苏、浙江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经济发达地方。这批人迁移过来以后，在上海就不是原来文化的延续，而是创造了新的文化。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外国人。上海刚刚开埠时候，仅有二十六个外国人，以后外国人的人口增加很快，其中不乏高素质的外国移民，并且直接带动了很多新兴的产业。此外，侨民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到1942年，上海外籍侨民多达十五万人(不含流动人口)，是侨民汇集的高峰时期。这些高素质的移民还包括一些特殊的群体：一是“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流亡贵族和知识分子，登记住下来，成为了侨民，并把上海作为第二故乡。二是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在欧洲迫害犹太人。犹太人来到上海，就像找到人间的乐土一般。所以，大批犹太人纷纷迁移到上海，他们自己造了教堂，甚至出版了杂志，建立了各种社团。这批犹太人在上海的时间尽管不是很长，但是对上海的文化却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所以上海这个城市，就成为这样一个东西文化、中国各地的文化汇聚的地方。它比较开放，西方和日本都在上海输入他们的文化。所以，像上海的地域文化受移民影响之大，在中国很难找到第二个。 

    “慷慨悲歌”是燕赵文化的鲜明特征

    主持人：燕赵文化是北方平原文化的代表，俗语说“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那么，能否具体介绍一下燕赵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

    张京华：燕赵文化是在燕赵区域内产生的一种地方文化,燕赵区域的划分应当以今黄河为它的南界，以太行山和燕山山脉作为燕赵区域的西界和北界。从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上看,燕赵文化是一种平原文化、农业文化、旱地农耕文化。在民族特点上,它是一种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

    燕赵区域在其兴盛时期曾经是整个北方基本农业经济区的一部分,在其衰落时期又是北方各民族融合与冲突的一个窗口,是元明清时期政治重心北移和经济重心南移中一个敏感的焦点。燕赵区域伴同整个中国古代文明的兴衰,是中国古代文明由盛转衰、再由古代开始向近代、现代化转变的一个缩影。

    从文化特征上看,燕赵区域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这就是慷慨悲歌、好气任侠。“慷慨悲歌”一语可以用来形容各个地区的人物和现象,但是在历史上,它是由燕赵区域而产生的,是以燕赵区域为典型的。在其他区域,慷慨悲歌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时间上,慷慨悲歌文化的特征在战国时期形成和成熟,在隋唐时期仍然为人们所称道,到明清时期其余音遗响不绝如缕,前后持续二千余年,确已形成了悠久而稳定的传统。所以,燕赵区域的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慷慨悲歌。

    历史上流传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就体现了燕赵人“慷慨悲歌”的文化性格。燕太子丹的精诚与荆轲的奇志契合在一起,就完成了燕地文化由苦寒和局促而产生出的激变,就形成和成熟了燕地文化“慷慨悲歌”的独特风格。“慷慨悲歌”或“燕赵悲歌”自战国秦汉以来已经成为固定的成语,人人皆知,但是对它作深一步解释的人并不多。唯有袁褧《枫窗小牍》中说道:“秦威太赫,燕怨太激,威怨相轧,所为白虹贯日,和歌变徵”。这个解释准确而深刻地道出了燕地文化慷慨悲歌的真意。

    燕赵文化又可具体分为燕文化和赵文化。赵文化武勇任侠的特征也形成于战国时期,以赵武灵王的胡服尚武为最主要标志。赵国的文化源出三晋,而晋国正是中国古代法家智慧与武勇任侠风尚的发源地。赵文化的勇武任侠是具有传统的,它的豪奢冶游也是全国闻名的。战国结束以后,原赵国版图划为郡县,赵地也和燕地一样都具有近边和尚武的特点,二者更加趋同,在地域和文化上都更加成为一个整体。通过《史记》、《战国策》、《燕丹子》等书的叙述,定型于战国时期、以慷慨悲歌为特征的燕赵文化被历史地记载下来了。 

    中华文化传播呈现出“东西交流、南北并峙”的格局，不同地域人的性格差异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主持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地域人的性格鲜明地体现着地域文化特点。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有言：“中国人在我们心目中仅仅是一个抽象物。南方与北方的中国人被文化纽带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但他们在性格、体魄、习俗上的区别之大，不亚于地中海人与北欧日耳曼人的区别。”那么，从大的方面来说，“南人”、“北人”的文化性格具有什么特点？

    刘德增：实际上，中国南、北的分野以“淮河——秦岭”一线为界——这是中国自然环境也是文化传统的分界线。在中国文化史上，文化传播呈现出“东西交流、南北并峙”的格局，“南派”与“北派”相持不下：戏曲之“南曲”与“北曲”，文学艺术之“京派”与“海派”，道教之“南宗”与“北宗”，佛教之“南宗禅”与“北宗禅”，等等。不同的地域文化造就了国人的地域性格。南北方人的文化性格差异还可举出以下几点：

    一是南人诸业并重，北人重农贱商。历史上，重农成为北方人的传统，工商被视为“末业”而横遭贬斥。南方人从来没有像北方人那样囿于稼穑一行，能农者农，能工者工，能商者商。对此，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6《江南四》表述曰：“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一而劳多，雕朽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滑之民为之。”

    二是南人奢侈，北人俭约。南人嗜尚鲜衣美食，北人崇尚俭约。一南一北，奢俭如同泾渭。颜之推《颜氏家训》卷1《治家》曰：“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瞻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说：“北地风俗，较南省为纯朴。”历史上如此，迄今亦然。尤可注意的是：南方人之奢，乃自奢，他们自己厚滋味。北方人之俭，乃自俭，他们自己省吃俭用，对他人却慷慨大方，热情好客。这一差异表明：南方人注重自我，北方人在意他人。

    三是南人开新进取，北人持重守成。北方人持重守成，墨守成规。翻检史籍，常见北方人“迟重”、“滞固”一类的记载。“迟重”，谓迟钝谨重；“滞固”，指拘泥固执，都是说北方人持重守成。只有到了万不得已之时，北方人才会奋然而起。拿北京人来说吧，他们有句谚语，叫“不到火候不揭锅”。此谚语颇能展示北京人性格的特征。南方人富于进取精神，不墨守成规。《宋史·地理志》所说的“善进取，急图利”，是南方人的传统。

    四是南人文弱，北人粗犷。南方人文雅，文胜乎质。他们有才子的风流，乏武士的彪悍，凄婉文弱，能言善辩。北方人体魄强悍，粗犷刚烈，嗓门粗大，不善言辞。即便是一桩与人为善之事，明明一片好心，可话从山东人嘴里说出来，就平添了几分粗犷，几分火药味。北方人的行为深受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他们是正统的中国人；南方人的行为较少受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有些“离经叛道”。从行为指向来看，北方人注重社会进取，行为指向是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人际关系的调整，他们是“社会功利主义者”；南方人注重自然进取，行为指向是物质利益的获得，他们是“自然主义者”；北方人锢抑自我，贬抑个性，是一种“非我主义者”；南方人释放自我，强调个性，是一种“自我主义者”。南、北方人的这些差异，制约着南、北中国的发展，最终影响着南、北中国地位的转换。

   “海洋文化”塑造了南方人的文化性格

    主持人：从历史上看，南方文化的个性是怎么形成的？

    谭元亨：中国文化也可以划分为三大文化板块。第一板块当然是长城以内，即古代中原的范围，属于农耕文化的板块；另一板块则是长城之外，为游牧文化。还有一个板块，便是东南沿海，当为海洋文化。三大文化板块，均先后主导过中国文化的演进，前两个文化自不消说了。而对于南方，海洋文化的色彩，也有深浅之分。从大的方面分，可有吴越、闽台与岭南三个层次，其间，广东的海洋文化色彩是最浓的，早在唐代，白居易诗中就认为“弱与南殊异”、“忧道不忧贫”，清代广州十三行时期，海关监督杨文乾亦奏云：“粤人惟利是视，身命皆视为次”，与北方有不同的义利观。当年李鸿章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讲的是无论是农耕文化还是游牧文化都已主导不了中国，而海洋文明正浩荡北上。的确，在他之后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其主帅均是广东人。陈忠实曾说过，“五四”之后的中国文坛，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大都是广东人主打。如果说，北方是以山为忠厚的象征，南方则以水为灵慧的代表，所以，连民谚也不同，称“欺山莫欺人”。地域的不同，令所在地的族群的人文品格也产生了差异。可以说，正是自古以来，海洋文化塑造了南方，尤其是南方人的文化性格。

    其实，早在两晋时期，江南一带，聚族而居的传统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南方人的自立、自主、自司，日益增强。广东有一句民谚，便是“马死落地行”，表现出一种摆脱封建的依附意识非常独立的精神。广州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商业都会，连城市布局都以商业为中心，没有皇权的中轴线。明清以隆，洗脚上田、弃仕经商，更蔚然成风，“仕农工商”的排序早早被颠覆了。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十三行八大家为对象产生的谣谚：“潘卢伍叶，谭左徐杨，龙凤虎豹，江淮河汉”，把商人比拟为“龙凤虎豹”，称颂他们的业绩与胸怀有“江淮河汉”之广阔。其中的伍家，被列入世界首富，是当年美国太平洋铁路的重要投资者，可见商人在广东人心目中的地位。当然，海洋文化的两大要素，一是商业文明，一是向外拓业，后者，则有广东数以千万计的海外华人华侨为证。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与俄罗斯不同的，是由于有大量的“外资”进入，所以我们经济改革才走得那么快，而当时的“外资”，其实90%都还是华资，是海外的华资，而俄罗斯则叹息他们没有这样一批“俄资”，所以几乎让“休克疗法”打趴下了。 

    地域文化是推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动力，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历史素材

    主持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掀起了一股地域文化研究热，那么研究地域文化有何现实意义？

    杨海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就要求文化建设有相应的发展。党中央指出了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任务。十六大报告指出了文化的重要性，强调在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课题。这些大大推动我国文化发展和文化研究。在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中，研究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随着研究的深入，各地域文化的内容及其特点，必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从文化人类学来看，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多元的外在呈现和内在结构丰富的直接体现，也是推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动力，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历史素材。以河洛文化为例，它除了蕴涵着和为贵、和而不同、和以处众、内和外顺等丰富的和谐思想之外，还有其存在与实现的特殊形式与传统，这是构建地方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文化源泉。如中原人具有重然诺、讲义气的品格与秉性，在处理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商品流通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时，就应注意充分发挥这一历史文化积淀的优势，通过和风细雨沟通与交流，运用友情、乡情、亲情和温情，促成矛盾的调和与化解；能不诉诸法律的则尽量不对簿公堂，使冲突在调解中达到和合；能在民间解决的官方则可尽量避免介入，使矛盾在村夫山野的礼让中得以消融。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域文化犹如一部分无字的“习惯法”，在弘扬和谐文化传统，创新和谐文化内涵中具有无形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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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名人“地域文化”论萃 

    “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亦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

    ——鲁迅：《北人与南人》 

    “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方人远甚。”

    ——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 

    “粗犷豪放的北方，温柔和婉的南方，这些区别在他们各自的语言、音乐和诗歌中都能看到。”

    ——林语堂：《北方与南方》 

    “‘南’与‘北’。这一类封建地域观念，阻碍社会政治的进步。”

    ——曹聚仁：《万里行记》 

    “中国人自己很早就看出南方和北方的不同。他们自己说，南方人喜欢远游，容易采取新的见解，求智识的欲望很深切，容易受人劝导，风俗习惯富有流动性，做事很有火气，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手腕倾向急进的一方面。北方人的品格恰好相反，他们爱家，情愿困守田园，不容易采取新的见解，很有决心和毅力，主意一经打定，谁都动摇他不得，风俗习惯富有固定性，做事很慢，但很有耐性，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手腕倾向保守一方面。”

    ——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 

    “依着自然的河流，区分中国为南北二部，南人北人的名词因此也常被政治家所提出。过去历史上的执政者大抵多起自北方，因之政权就常在北人手中，南人常被排斥。”

    ——吴晗：《南人与北人》 

    “他们(北京人)无论干什么，都表现得从容，好象心里有十成的把握。在他们的脚底下有牢靠的根基，这就是他们那充满自信的气质的来源。他们挺像一支极有素养、极为成熟的足球队，老是能在最关键的时候、关键的场次兴奋起来，作出不俗的表演。平时也许不大为人看重，那悠然的姿态，就让人起急。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北京人总能以最独特的方式震惊国人、世人。”

    ——苏叔阳：《“北京人”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