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传统中国画的历史分期而论，晋唐是古代人物画的高峰，嗣后的画家无论宋元明清，无不对晋唐大家顾恺之、吴道子、周昉等俯首称臣；宋元是山水画的高峰，明清画山水的无不崇尚宋元；而明清则是花鸟画的高峰，徐渭、八大、吴昌硕这些大师，曾引来多少画家顶礼膜拜。以上三个时期若以笔墨特性来区分，正体现了从工笔、到小写意，再到大写意这个历程。而这一大的发展趋势，竟与书法的发展由篆隶楷而行而草的趋向是一致的，只不过书法的这一发展过程要比中国画出现得更早更快而已。我把中国书画发展的这一必然性规律称之为“写意化”趋向，这种趋向其实对书画家正确的个人修炼来说，也必然是体现在其中的。       若以大的时期来区分，晋唐宋元的中国画从工笔到小写意，属于古典贵族艺术传统时期，而明清的大写意则属于平民化艺术传统时期。从古典贵族化时期到平民化时期，可以明显看出笔墨从工到写，从静到动，从单纯到丰富的变化特征。到了“大写意”阶段，笔墨变化更为丰富，更适宜于画家在其中宣泄情感，在这点上它也最容易与现代艺术取得沟通（林风眠的画风就很受“大写意”的影响）；可是因为“大写意”在技巧和情感协调方面具有更大的难度，尤其是画家若情感矫饰或宣泄过度，也会制约他对客观对象的表现，因而写意画家很可能题材的表现面相对较窄，而工笔画家则由于下笔工稳，反倒对题材表现的适应面较广。       有鉴于此，同时也为了避免笔墨过于草率失控，有时需要对“写意化”发展过度进行反向调控。在画史上赵孟頫、董其昌、陈洪绶等大家提倡的复古，其深邃用意即在于此。其实这与经济发展过热需要调控的道理也是差不多的。正像我们不能用经济发展过热产生的弊端来否定经济发展一样，我们也不能用“写意化”进程中的一些弊端来否定写意画。在画史上，“扬州八怪”也并非一无可取，齐白石不也曾从黄瘿瓢那儿大受启发吗？因此不宜将晋唐宋元与明清传统一刀切。正像书法中可有行草书而兼有楷意，在写意画中也可以融入工致端凝的意味。在真正的高手眼里，工笔和写意其实也是可以互为贯通的。       古人曰“目忘缣素，手忘笔墨，磊落挥洒”。到了那境界，笔墨随意挥写，无累于心。可能够到达那般境界的人毕竟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