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的文学理论史上，重要的一条就是“文各有体”。晋代陆机作《文赋》，南朝刘勰著《文心雕龙》，都把“文体”的区分和特色放在重点上。专家谓之“文体论”。比如作一篇庄重的颂德碑文，绝不会也不能与逍遥自在的随笔纪事小品写成一般“味道”。它可类推。此理易晓，但也有不大明了的写作者，笔下的文境，千篇一面，难分彼此。所以还可以讲上一讲。

    其实，艺术也莫不悉然。习书法者，也要知道“书各有体”。

    “体”是什么？体裁、体制、体统、体式……场合、对象、功用等等之不同，就约定了“书体”的各异(书体，在此不指篆体、隶体、草体……而言)。

    比如，你给友好写一纸书札，不但内容词气，就连字迹也必然与你给某某大厦题个匾额不是同一“书体”。

    不只如此，同一个“实物”，拿碑来说，碑额、碑文、碑阴，“书体”即各有其“个性”，不会混而不辨。

    这样，就会恍然：给人家写副大对联，不仅仅是晓得须换“大号”笔，也还得明白宜写何等书体。——比方，尽管《兰亭》的行书名垂千古，难以逾越，可是你若将其中选字放大几十倍组成对联悬在大厅正面堂皇之处，却不一定“受看”。何也？因为《兰亭》者，只是一篇诗集的序稿，即席信笔，乘兴而书——那与题联匾是太不“合套”了。

    此理虽不难明，“问题”仍然发生：至今仍有人效法清末的“碑派”书家的习气，写个便笺，也是“龙门二十品”的翻版……看了令人实在感觉不大自在。

    这类问题，应该与另一桩中华文艺理论传统结合起来思考参会——即艺事有“惊四筵”与“适独座”的大分类。这不是哪个好坏高下的“比较”，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用，是“艺各有体”的道理。

    习书之人，若年较少，工力嫩，又想“速成”，便容易走上追求“惊四筵”的路子。大笔一挥，“气势”张皇，若当场表演，便可使“四筵”叫好称雄。这种学书之道，不可为训。

    清代宫廷里绝不去“请”郑板桥写大殿上的楹联“秋从夏雨声中入，春在寒梅蕊上寻”。板桥有绝句云：“蝇头小楷太匀停，常恐工书损性灵。——急限彩笺三百幅：宫中新制锦帏屏。”这就鲜亮地道出了“书各有体”的“原则性”。

    “惊四筵”的审美享受较难持久，转头已尽；“适独座”的魅力全在味永涵咏愈出。

    我作童子时，受板桥影响不小，学他的词，仿他的字；家里的木联匾多是他的佳作。他的字糅合了汉隶、苏、黄，黄的成分尤重，甚至也有石涛题画字的影响。毛病是太作态，“伸胳膊踢腿”过了火，但确有其长处。不可没也。然而不可学，学不好浑身是病。

    我自幼习书，学仿的太杂乱了：颜、柳、欧、赵，魏碑名品几乎每品都临过；后来临褚，习唐人写经。最坚持的是学右军的笔法。右军不是“崇拜偶像”，是千古最善于用笔的书家，称之为“圣”，洵不为过。《兰亭》一帖，难望以它来“惊四筵”；但在“独座”之际，爱玩令人忘倦，其笔妙极。但勿忘记：此文稿书体也，右军之兼擅，亦不以一帖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