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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是一种思维活动，但更是一种情性的表达；同样，草书虽然是一种艺术创作，但也更多是一种情性的表达。正如李泽厚《美的历程》中所说：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历时悠久。书法和诗歌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峰，既是这个时期最普及的艺术，又是这个时期最成熟的艺术。且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具有同一审美气质，亦是唐时艺术精神的集中体现。

　　章草走向新妍形成小草，即今草，今草着眼于开张而成大草，大草中节奏强烈的作品称“狂草”，狂草“达其性情，形其哀乐”更见情性，具有中国特有的浪漫主义色彩。诗歌、草书是抽象的，不易走进寻常百姓家的生活，但探究美和享受美的过程，却是人们共同的情怀。

　　这让人想到了宗白华先生关于写诗的一段感受：“记得我在同郭沫若的通信里曾说过：‘我们心中不可没有诗意、诗境，但却不必定要做诗。’这两句话曾引起他一大篇的名论，说诗是写出的，不是做出的。他这话我自然是同意的。我也正是因为不愿接受诗的形式推敲的束缚，所以说不必定要做诗。”当下，不必定要做诗，不必定要狂草，但我们终有情性的追求。或身处繁华的都市，或僻居静谧的海岛，只要我们有一份情怀和诗性，即可有诗境之存在。

　　台湾林雪铃教授根据维柯在《新科学》中的论证，对“诗性思维”作了这样的阐释：“诗性思维，又称原始思维，意指人类儿童时期所具有的特殊思考方式。其特征为主客不分，运用想象力将主观情感过渡到客观事物上，使客观事物成为主观情感的载体，从而创造出一个心物合融的主体境界。”如果草书的线，以及由线所产生的点线面视作客观事物，那么草书的本体就是运用想象力和发挥主观情感的载体。

　　古人常以酒作为草书创作的媒介，或大智若愚，或若即若离，或若实若虚，或明昧参半，常主客不分。唐代韩愈在他的《送高闲上人序》里这样说：“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如果将草书的“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视为原始思维，那么“喜怒、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发之”的举动则明显具有儿童的自然天性，“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草书如诗一般暗示着自然界的各种形象，情景交融，所以草书一定是诗性的、抽象的造型艺术，它让人“唯观神采，不见字形”，让人“达其性情，形其哀乐”。

　　初次欣赏草书(狂草)，如同品读诗歌时会产生短促的突然，不能及时入怀或有些许的恍惚。如同观赏当下的装置艺术，或许能通过稍息的视觉感受引起曾经的艺术记忆，记忆强化了我们的审美经验，我们由观众变成了作品的参与者，犹如置身诗境一般，尽情释放对于草书美的情性，无关也有关于草书的点画、线质、运动、节奏所产生的时间、空间以及幻象。早在东汉末年，草书就已风靡一时，无数钦慕者为之疯狂，草书的诗性美在那时初见端倪。

　　东汉的几位皇帝也酷爱草书，尝诏令草书名家创作草书尺牍，或用以上书，或用以欣赏。就书法的作品感而言，尺牍和上书本身就极具书写性和节奏感，由书写的内容引发情感的自然注入。

　　草圣张芝只是隐居山林的名士，却令无数草书爱好者心向往之，其中，甚至不乏名士，赵壹在《非草书》就说：“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摹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草书爱好者则“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划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抓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草书家之众、慕者之众，盛况空前，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次草书热潮。

　　此时草书的“状似连珠，绝而不离”到欲罢不能的“见腮出血，犹不休辍”，不正是后来陈子昂关于诗歌声嘶力竭的呐喊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初唐孙过庭书论文章《书谱》，明确把草书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并将草书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书谱》中“五乖与五合”的阐述更与诗歌的创作状态暗合，“五乖五合”归纳了书法创作中精神状态和创作情绪、创作环境、工具材料、创作欲望五个方面，也正是在诗歌创作时“心”“物”“境”的和谐统一，“得器不如得志”，“神融”才能“笔畅”。

　　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如同李白诗歌的无所拘束，把悲欢喜怒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开放的大唐，狂草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晚唐文宗皇帝诏向全国御封“张旭草书”、“李白诗歌”和“裴旻剑舞”并为三绝，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诗歌、草书、舞蹈的三位一体，将中国抒情且抽象的“线性艺术”，推上了从远古以来的全新高度，让人觉得丰满、自信。

　　从艺术的规律来看，三者的“神”是相通的，“通神”之说与李白的“入神”一脉相承，共同的表达着诗人和书家的“情性”，这也是弃“篆隶楷行”不选，唯把草书列入三绝的关键之所在。通过唐代诗人赞美狂草的诗歌，更能感受到诗书王国的魅力。

　　唐代描写草书的诗歌中，主要围绕“颠张醉素”，可见二人草书在唐代的影响。草圣张旭对狂草有开创之功，“旭肥素瘦”只是时人对二人草书表象的主观感受，其实怀素的笔法也是从张旭而来。狂草变动犹鬼神，兹抄录几首，聊当举隅。

　　李颀在《赠张旭》中，有“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之句。

　　杜甫《饮中八仙歌》：“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李白《草书歌行》：“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怳怳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

　　鲁收《怀素上人草书歌》：“有时兴酣发神机，抽毫点墨纵横挥。风声吼烈随手起，龙蛇迸落空壁飞。连拂数行势不绝，藤悬查蹙生奇节。划然放纵惊云涛，或时顿挫萦毫发。自言转腕无所拘，大笑羲之用阵图。狂来纸尽势不尽，投笔抗声连叫呼。信知鬼神助此道，墨池未尽书已好。”

　　可见，诗歌和草书相辅相行，有着同样的“情性而为”，审美价值和艺术核心是一致的，新诗、新时代必将赋予草书新的理想、趣味和要求，期待草书诗性美的又一次全新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