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人到中年，读书也博，但是退回几年前，我尚不知王阳明为何人。及至偶然读到一本王阳明先生的传记，才知道他竟然就是以前中学时历史教科书上提到过的“王守仁”。不过因当时课本中对其仅是简略提及，语焉不详，脑子里对“王守仁”这个名字也只是依稀有些印象而已，仅知其为明代哲学家，所主张的还是唯心主义思想。这在自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以唯物主义为正统、正道的头脑里，不但是对其无甚关注和研究的兴趣，甚至于心底就怀着鄙薄和不屑的成见了。

　　但没想到的是，近几年来，从那本传记开始，我对王阳明的兴趣却是愈发浓厚，有关他的书一本连着一本，欲罢不能。如渴饮咸水，愈学愈感不足，愈学愈觉受用，愈学愈恨识之也晚。

　　阳明之学，名为心学，着力于心上功夫，但它不是教人冥思苦想地悟道，不是空谈心得体会，而是有很强的实践性。这从其核心思想的三句话即可显见——一是“致良知”之“致”，二是“知行合一”之“行”，三是“事上炼”之“炼”，都须履于实践，见于行动，证于日常。如阳明先生自己，堪称“震霆启寐，烈耀破迷”的“龙场悟道”，就是得之于百死千难、居夷处困的考验和磨炼。“知行合一”之所谓“一”者，乃一体、统一、不二之谓也，也就是行上功夫与心上功夫须并进力行，不可脱节分离。《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知与行，即是如此，二者浑然一体，统合无间。

　　不过，对于“知行合一”，古来许多人从理解上与阳明先生本意有所悖违，以为“知”乃是知识、理论的意思，进而以为“知行合一”即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实不然。以阳明先生所言“知行合一”，其知者，乃是良知也，而良知，是人们那颗未受私心、俗欲遮蔽、染污的清净、纯正之心。“致良知”之“致”，就是克制省察、去除染污，从私心、欲望中超拔出来，恢复人人生来本有的那颗明晃晃的纯净之心、洒落落的坦荡之心、活泼泼的灵动之心。而“知行合一”的“行”字，即是在“事上磨”中去“致良知”，同时也是在行中去践行良知，去证得良知。恰如阳明先生所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无有二也”。

　　平常读书，我们大家都知道要多读些圣贤经典。而读经典，不是为了多学知识，更不是为了寻章摘句，而是从经典中领悟思想，学习圣贤对历史规律、自然规律的精准把握和进德修业、升华人生的精妙法门，在面对和处理人生、事业的具体问题时获得智慧和力量。心上的功夫难做，非大丈夫不能为。玄奘取经途中一路就是靠它才得以降伏心魔，克难攻艰，而成正果。阳明先生之学说称为“心学”，也是注重于心灵的建设。他在致朋友的信中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还记得曾读过一本记录星云大师对话的书，叫《修好这颗心》，也是讲“心”的问题。拿人们常说的“修行”一词来说，修行首先也是修心，修正心的迷失、修复心的明净，修葺心灵的空间，让损坏得以修理，让疲惫得以修养，让差错得以修改，直至臻于周敦颐所说的“胸怀洒落，光风霁月”的境地，或者如曾国藩所言 “养活一团春意思”，洒落落，活泼泼，明洁无染污，洒脱无黏着，自在无缠缚。

　　在贵州龙场作驿丞时，王阳明处身于“万山丛棘之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的险恶生存环境，他先于山下结草庵居之，后又移居阴暗潮湿的山洞，而且生活无着，疾病缠身，与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也不通。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阳明艰苦备尝，却能动心忍性，砥砺切磋，悟道弘道，建立心学体系，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常自设想“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以圣贤的标准、要求、思想、境界来反求诸己，成了他内心里超脱生死荣辱的“诺亚方舟”。这一点，我尤其以为，王阳明为我们后世读书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那就是学圣贤、读经典，在面临具体问题时，尤其是棘手的事情、困惑的事情、重大抉择的事情，以及为难时、诱惑时、烦恼时、窘困时，都应如阳明先生一样，问一问自己“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再或者，直截了当，细思一下，“阳明处此，更有何道？”这也即是“事上炼”以及“知行合一”的落实处、求是处了。

　　今天，我们研读王阳明、学习王阳明，能在实践中常常对自己发此一问——“阳明处此，更有何道”，让阳明先生的学问修养照亮我们当下的进德修业之路，廓清心头之迷思，驱散心间之云翳，澄心正意，知所行止，恐怕才是我们从王阳明一生经历及其学说思想中真正可汲取营养、可受助益之处。（编辑：熊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