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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不无感叹地写道：“走向陕北，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华民族文化。”是的，只要我们能走进陕北，能有幸走近陕北民歌，在细细领略它的无穷魅力时，就不难发现：那不正是我们一直向往并固守的精神高地和民族之韵吗？        陕北民歌是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在北起毛乌素沙漠、南至金锁关，东起黄河、西至宁夏平原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的陕北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用拦羊嗓子回牛声，抒发着自己的冲天豪气，宣泄着自己的情感世界。通过山曲、酸曲、秧歌曲、小调、道情、信天游、二人台、碗碗腔、陕北说书、劳动号子等多种形式，用自己全部的精神、思想、情操、甚至生命，向世人尽情展示着陕北人特有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和人文价值。在这里，黄土高原广袤、雄浑中透出几分苍凉的自然环境，峁梁起伏、沟壑纵横的视觉效果，通过艺术思维的折射，赋予陕北民歌独特的地缘基因，那高亢粗犷、悠扬质朴、热情奔放的一首首陕北民歌，不正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鸣吗？        陕北人就像陕北民歌的一个个音符，无论是牛耕的犁沟，还是农闲的炕头；无论是节日的街巷，还是商贾的路途，都会被陕北人谱写成一行行、一曲曲如醉如痴的民歌乐章。“阳坡的糜子背洼的谷，黄土地里笑来黄土地里哭”，你看那田野里、路畔上、院落里，那做工、放牧、赶牲灵的；那洗衣、挑水、纳鞋底的，竞相用民歌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劳作中、酒席上，甚至叫卖、哭悼，都有词有曲，令人荡气回肠，情不自禁。清末钦差、光绪帝的老师王端芬在巡视三边后写的《七笔勾》中，将三边描绘成“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之地。且不论老先生有无偏见，正是受封建礼教影响较小的客观现实，才使陕北人的天性、野性、人性得以张扬，才会涌现出赫连勃勃、李继迁、李自成、韩世忠这样的民族精英，才会孕育出陕北民歌这样的文化精品。        陕北民歌是用老镢头镌刻在黄土高坡上的音乐巨著，是望陕北的百科全书。“信天游好像没梁的斗，甚会想唱甚会有”，现今流行的两万多首陕北民歌中，有言情的、叙事的，也有诉苦的、明理的，大都是口头传唱文学。陕北民歌在流行、演绎过程中，客观上陶冶了陕北人淳朴、善良、刚毅、豁达的个性，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陕北的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像陕北民歌手中的杰出代表，《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的作者、黄河船夫李思命（佳县人），《赶牲灵》的作者、脚夫张天恩（吴堡人），《三十里铺》的作者、木匠常永昌（绥德人）等，他们可以不识字、不识谱，但他们不能没有生活，不能没有民歌。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受苦人和像他们一样用心感受生活、用生命拥抱艺术的人，才将黄河船夫的伟大、脚夫的艰辛、爱情悲剧的伤感，定格成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精美民歌，并插上音乐的翅膀，从陕北的土旮旯、山圪走向全国、飞向世界。          应该说，党中央进驻陕北，将陕北民歌引向了辉煌；而对陕北民歌的推陈出新，则拉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序幕。早在１９３８年，音乐家吕骥就在延安成立了民歌研究会，鲁艺师生则成为民歌采风的主力军，他们深入绥德、米脂及周边陕北文化的核心区域，将《移民歌》（《东方红》原名）等一大批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大众性、洋溢着浓郁黄河魂和黄土情的陕北民歌介绍给世人。１９４２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为发展新民主主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汲取陕北民歌的丰富营养，从形式到内容进行了一系列新民歌、新秧歌剧的创新。从《东方红》、《南泥湾》、《拥军秧歌》，到《生产大合唱》等等。诗人公木、李季借鉴陕北民歌信天游形式，分别创作的《十里盐湾》、《王贵与李香香》，更开了民歌体新叙事诗之先河。特别是１９４３年由鲁艺王大化、李波、路由等以陕北秧歌剧形式创作的讴歌火热大生产的《兄妹开荒》，被誉为“中国第一个新秧歌剧”，它和相继问世的《夫妻识字》、《白毛女》等优秀剧目一起，标志着中国革命文艺由衍生走向成熟。随之而起的新秧歌运动，较好地实现了群众文化艺术性与群众性的统一。那最能宣泄情感、表达时代激情的陕北大秧歌和陕北民歌一起，伴着解放大军的进军步伐，来了一次全国大普及。        综观世界文明史，像陕北民歌这样普及且对社会发生深刻影响的，虽不能说是空前绝后，但确是世界少有，中国仅有。如果论陕北民歌的广泛影响，在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中的地位，我们可以用“陕北民歌唱红了天、哭恸了地、唱出了一个新天地”来概括。          陕北民歌“唱红了天”，说的就是《东方红》。由于《东方红》吼出了时代的心声，更道出了“谋生存”这一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所以一俟唱出便一发不可收拾，迅速传唱全国，风靡天下，不但作为时代的最强音整整影响了一个时代，而且作为人类送上太空的第一首乐曲（１９７１年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将《东方红》乐曲唱响宇宙）而彪炳史册。“哭恸了地”是指现行的《哀乐》。１９４２年，鲁艺的刘炽、张鲁在米脂县常石畔村吹手（唢呐艺人）常峁儿处采风获得唢呐曲牌《粉红莲》，由于此曲音韵深沉宽广、音色凄楚哀怨中凸显坚毅刚强，体现着一种生生不息的自强信念，很快就被改编成多种民乐演奏的哀乐。１９４３年边区军民恭迎成吉思汗灵位时，被正式当作哀乐使用。１９５６年刘炽在《上甘岭》电影中将此曲处理成管弦乐队演奏的追悼音乐，并定格成现今通用的《哀乐》。“唱出一个新天地”是指《翻身道情》。《翻身道情》最初是１９４３年由王岚、林农编剧，刘炽编曲的秧歌剧《减租会》中的一段唱腔，是在以清涧为中心区域流行的陕北道情基础上改创而成的。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庆祝晚会上首次以独唱歌曲出演，后由安波重新配词、刘炽修改定名。《翻身道情》鲜明的政治色彩将陕北民歌无与伦比的震撼力、感染力、影响力演绎到了极致，“大家团结闹翻身”成了引领那个时代的共识。        为什么中国人用陕北民歌来表达自己民族的大喜大悲？就是因为陕北民歌能始终代表中华先进文化之前进方向。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东方红》，本是一首土生土长的陕北酸曲———《你叫妹妹不放心》，抗日战争时期，陕北人在民族危难之际，尽匹夫之责，奋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随之将此曲改编成抗日歌曲：“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咋顾不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白马调》。１９４２年佳县农民李有源有感于解放区的新生活，又将此歌改为颂歌《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从《东方红》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陕北民歌与时俱进的发展轨迹。        陕北民歌始终和着时代主旋律、始终与民族命运相联系、始终同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品质，终使陕北民歌这一陕北的民粹，成为陕西之名片、中华文化之瑰宝、世界文艺之经典，成为中国人永恒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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