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太宗皇帝李世民，年轻时随父从军，曾带兵营救被突厥人围困的隋炀帝，公元617年，其父李渊晋阳起兵反隋，618年称帝，改国号为唐，李世民在唐王朝建立的过程中为李渊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秦王。公元626年7月2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迫李渊退位，9月登基，成为唐朝第二任皇帝，从公元626年到649年，在位23年，治国理政，勤勉不辍，为大唐王朝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却与书法有着不解之情。

　　李世民即位后，下令在弘文殿聚书20万卷，设立“弘文馆”，虽是朝廷藏书之地，也是他与文士切磋艺文、教授学生之处。进入弘文馆学习的学生，都是皇亲国戚和高官子弟，彼时著名的大书家虞世南、欧阳询都在此教授学生。学生除读书习礼之外，学习书法亦是日课之一，可谓中国古代最早的书法教育活动。

　　就书法而言，太宗皇帝独喜王羲之，在位时曾用重金收集天下王书，并令监察御史萧翼从智永弟子辨才和尚那里智取《兰亭序》。当时朝廷对于王书的收集，可以说是网罗殆尽，此后民间所藏王羲之书法几乎绝迹。此外，又亲自撰写《晋书·王羲之传》，把王羲之的地位推到了顶峰，王书一脉亦被树为书法正统。太宗皇帝得到《兰亭序》后，令冯承素、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或摹或临，以分赐皇子近臣学习。

　　太宗皇帝如此喜欢书法，尤其对王羲之书法情有独钟，并非一时兴起、附庸风雅，我们看一下他的书法便可知晓。尽管其墨迹今日已不再见，但依然能够从他写的二通碑文中领略到他的风采。

　　其一为《晋祠铭》，贞观二十年(646年)，李世民为谢周武王之子叔虞的神恩、宣扬唐王朝文治武功而立，碑高195厘米，宽120厘米，行书，酷似王羲之书风，原石现存山西晋祠。其二为《温泉铭》，是太宗为骊山温泉书写的碑文，原石已佚，拓片于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后被伯希和掠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亦为行书，系太宗去世前一年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所书。二块碑刻书风一致，相对而言，《温泉铭》较《晋祠铭》书写更为自由，字形姿态多变，起伏较大，用笔秀丽而不失遒劲。将此二碑与王羲之传本尺牍和《集王圣教序》中相同的字作比较，可以看到二者的相似性，足以说明王羲之书法对李世民的影响。

　　在中国书法史上，通常用篆隶楷体书碑上石，行书书碑十分罕见，李世民可谓第一人，这或许得益于帝王的特权，能够拥有天下最好的刻工为其刊石。从藏经洞出来的《温泉铭》唐代拓本，可以为我们逼真地还原出李世民行书用笔的状况以及那种滋润华丽的气象。

　　一位声名显赫的帝王，本来在中国历史上足以留下浓重的一笔，却偏偏又在书法上具有如此的造诣和影响，后来者或许除了宋徽宗以外，别无他人。

　　(本文撰稿和《古代书画史话》栏目主持 金晓明)

　　《温泉铭》是唐太宗为骊山温泉撰写的一块行书碑文。此碑立于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即唐太宗临死前一年。原石早佚，从记载上看，唐代《温泉铭》原拓不下几十部，尾题“永徽四年(653年)八月三十一日圉谷府果毅(下缺)”墨书一行，证知确为唐初物。后来原拓失传，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于甘肃莫高窟第一十六窟发现藏经洞(今编号为第一十七窟)，里头就有三件唐拓本藏敦煌石室，其一为唐太宗行书《温泉铭》，残存五十行，另两件为欧阳询《化度寺碑》和柳公权《金刚经》，也是残本。可惜这三件东西现在都不在国内，《温泉铭》、《金刚经》及《化度寺》之前两页，早被伯希和劫往法国，今藏巴黎国立图书馆，《化度寺》的后十页被斯坦因先于伯希和劫往英国，今藏伦敦大英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