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裱作伪。

　　有明以来作字画始用宣纸，少则两、三层，多则五、六层，一幅品相纸张好的能揭二、三层不等；下层破损色浅的，施以添描熏燎法，使其色泽古旧品相完好如第一层，功夫好的，可轻易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自古不能揭裱字画层次的裱工，当是不入流者。

　　至于在文物市场滥觞的古今名家的拙劣伪作，开始笔者还笑其胆大皮厚，见多了，便也漠然。也曾与一小有名气的中年画家在逛文物市场时，指着冒其大名的膺品问：“你咋不打假？”不想其竟泰然一笑：“我的名字能养活一些人，也是功德嘛！”后来才得知这些膺品是在他的鼓励下公开出卖的，并且在兜售时更加理直气壮：“真的？真的会卖这个价啊！”借此提高身价。

　　限于篇幅，诸如伪刻作者印信、收藏名家鉴藏印章，集名家字等术，不能一一列举。竟致近千年前的宋人米芾，就在《画史》中感慨：“今人好伪不好真，使人叹息！”黄庭坚在《题王右军书迹后》中也惊叹：“余曩在都见数家有此墨本，或肥或瘦，真伪不可知。”此二人乃北宋以精收藏鉴赏著称的书画四大家，可见当时的作伪之烈。近年新兴的高科技扫描、复印作伪，就更是令人眼花缭乱，令各路英雄一世的大师高人，屡屡败走麦城。

　　然文物的作伪，决不仅限于字画。瓷、漆、铜、木、石、玉、骨牙雕等等，莫不如是。而瓷器的残瓷再烧、新画老胎、老瓷做全、老锔新瓷、新瓷残片作旧等造假手段，更是不胜枚举。如今市场经济，打假防伪民心所向，有关部门看似也痛下决心。笔者屡听人言，亦常见媒体呼吁对文物市场打假？

　　但笔者以为：不能、也无法用规范别的商品之法对文物市场打假。因为万千商品，唯独文物的假伪与恶劣决非同等概念。换言之：衡量文物价值的标准，不在于真伪而在于优劣。

　　首先，文物的“伪”的起源，是对名家名作的摹仿，这就毋容置疑地包含了对前人精美之作的景仰、崇敬、与继承发扬。以字画而言，早在北宋之初朝廷就设立了 “书房”，专事临摹前贤和当代名家作品；民间争相效尤，以致有“真本一、二，伪见三百”之说。以瓷器而言，中国宋瓷五大名窑：官、哥、定、钧、汝，从同时代起至今，各窑系皆有仿品，不少元、明、清三代仿宋名瓷，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极高的艺术及经济价值，为历代帝王大家珍藏。就唐三彩而言，宋、辽、金、西夏、元、明的仿品，多的是堪称国宝的极品。

　　而在其工艺失传数百年之后，研制复活的唐三彩、黑陶、耀州窑等名品名作，更是令中外瞩目的华夏文物的更新和飞跃。这无疑对改善近数十年来因各种原因，中国新瓷在国际市场几近沦为地摊文学的窘迫境地，有着至关重要的积极意义。改革伊始，全国各地文物市场赫赫然排列各名窑新器，并堂而皇之仿历代名品款识，政府非但不以假伪打击取缔，还给予各种优惠政策保护鼓励，当然是利国利民，功在后世的开明之举。

　　1998年5月，在杭州凤凰山发掘南宋“修内司官窑”，激起了专家学者们极大的关注和热烈讨论，从而在发掘出来的原件和标本为参照的基础上，引发出这样一个话题：过去宫廷和官方所藏的一些传世品宋瓷，并不完全可靠。论证是考古人员通过对绍兴攒南宫宋皇陵，及五代吴越国王钱元瓘墓等处的发掘调查得知：崇尚武力，热爱弓马的游牧民族的元兵，只看重金银器皿，而对集汉文化之大成的精美瓷器却并不看重，大都采取捣毁的损招。由此推断元大都宫廷中和清宫收藏的南宋官窑瓷，极可能是元建国以后，乃至明、清两朝新入藏的精仿品。但这一论断并无损宫廷和官藏精品的地位，反倒又引出另一个令人激奋的话题：如果没有宋、元以降的精仿作伪呢？

　　就字画而言，历代大师巨匠都不乏临摹高手，其仿品之逼真，足令原收藏者与鉴赏家莫辩真伪。《清明上河图》几种版本的发现，孰真孰伪，足令专家学者们至少再争论一百年。前不久深圳拍卖署名吴冠中先生的大作《炮打司令部》，吴先生坚决否认是其手笔，而拍卖方及货主又一口咬定是其真迹，有亲眼见作此画的人为证云云；接着又有另一画家宣称此画是其本人所为……令各路高手大师各执一词，媒体沸沸扬扬一阵亦不了了之。

　　前几年四川某拍卖行拍卖一大师作品，虽出自名人之后，专家们仍对其真伪各抒已见；买家心有疑虑，专程赴京，分别请写大师传记的作家，及确凿记载某年、某月、某日、某地，亲见大师所作此画的人，以及大师的遗孀求证。三路最具实证权威的人，开始也各执一说，皆愤愤然慷慨激昂，像是要仗义执言了，但几天之后当买家请求出具文本作证时，又都环顾左右而言他，不置可否了。遂成为近年来文物拍卖的又一大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