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鲁寺的壁画绘制主要经历了两个重要历史时期。所有壁画的绘制，都与夏鲁寺不同历史时期进行的佛殿扩建紧密联系。

　　第一个时期是公元11世纪吉尊？西饶迥乃初建夏鲁寺时期。这一时期的壁画，分布在吉尊？西饶迥乃修建的护法神殿、马头金刚殿、般若佛母殿主殿中，其中护法神殿是保留这一时期壁画最多的佛殿。

　　夏鲁寺不动明王

　　第二个时期是公元13世纪末至公元14世纪古相？扎巴坚赞大规模扩建时期。这一时期又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古相？扎巴坚赞主持，在一层护法神殿、集会大殿、甘珠尔殿、转经道、噶架墙佛殿以及二层般若佛母殿中的壁画绘制；第二个阶段是由古相？贡噶顿珠主持，在二、三层的4座无量宫佛殿和罗汉殿中的壁画绘制；第三个阶段是由古相？益西贡噶主持，在二层佛殿周围的转经道中的壁画绘制。夏鲁寺现存的大多数元代壁画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夏鲁寺壁画内容可分为六大类：佛经故事、曼陀罗坛城、佛菩萨画像、金刚护法神像、历代祖师像、装饰画案等，其中最有特色和规模最大的是佛经故事壁画。佛经故事壁画集中分布在一层回廊两壁和二层前殿回廊两壁；坛城壁画主要分布在三层后殿和东、西配殿的墙上；佛菩萨、金刚护法、历代祖师尊像分布在各个殿堂，或点缀在各殿堂的壁画之中。

　　一层回廊的大型佛本生故事壁画，共有94幅，此壁画是根据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让琼多杰（1284—1339）编写的佛本生故事集《一百本生》绘制而成，每幅壁画长2米、宽1.5米，基本上是长方形的造型构图，每个长方形内绘制佛经故事的一个具体情节，或是一个场面，有的壁画则表现一个完整的故事。夏鲁寺二层前殿回廊的壁画，大部分是用连环画的形式表现一个完整的系列故事，如常见的“十二相成道”、“须摩提女请佛”、“萨埵太子舍身饲虎”、“五百强盗皈佛”等。

　　夏鲁寺五方佛之《毗卢遮那佛》

　　密教题材的壁画主要是曼陀罗坛城以及坛城中的诸佛、菩萨、明王与护法等，包括一层回廊内殿中的大型五方佛壁画（毗卢遮那佛、阿閦佛、阿弥陀佛、宝生佛、不空成就佛），般若佛母殿的单尊画像和三层东、西、南、北无量宫佛殿中的大型坛城壁画，如“吉祥胜乐坛城”、“金刚界坛城”、“普明坛城”、“文殊坛城”等。这些坛城壁画都是按照布顿大师《十万坛城尊像仪轨》的要求严格绘制的，其中东无量宫佛殿的文殊坛城系列壁画是布顿大师亲手所绘，因而显得十分珍贵。

　　夏鲁寺壁画艺术风格受到印度、尼泊尔、中原汉地等不同地域、多种绘画技巧和审美风格的影响。现在遗存的不同时期壁画，集中体现了公元11世纪以后西藏寺院壁画艺术发展的脉络和大体情况。

　　公元11世纪的壁画，主要集中在吉尊？西饶迥乃修建的护法神殿中，马头金刚殿和般若佛母殿的主殿中有少量遗存，题材均为佛教尊像与世俗人物。护法神殿门厅西壁的佛说法图与后面3间佛室中的壁画，其线条与色彩体现的是两种艺术风格。

　　夏鲁寺现存数量最多的古代壁画，是公元14世纪由古相？扎巴坚赞父子主持绘制的。当时扎巴坚赞聘请数名优秀的藏族艺术家绘制了集会大殿、甘珠尔殿、般若佛母殿的转经道、一层转经道以及噶架墙佛殿的所有壁画。佛殿与转经道中的壁画，不但有印度、尼泊尔甚至西域、中亚的绘画风格，更有大量中原汉地绘画的元素，尤其是一层转经道中描绘的释迦牟尼本生画传中人物的服饰、亭台楼阁，般若佛母殿转经道壁画的一些细节，都强烈体现了汉族的绘画风格。护法神殿北壁的青龙和朱雀纹样，西无量宫佛殿中萨迦五祖（贡噶宁布、索南孜摩、扎巴坚赞、贡噶坚赞、八思巴）壁画中的树木、山石、花草等构图以及晕染笔法则有可能直接出自汉族艺术家之手。

　　这一时期夏鲁寺壁画的艺术风格与绘画技艺已经非常成熟。古相？贡噶顿珠主持绘制的4座无量宫佛殿中的曼陀罗壁画，据说全部由布顿大师亲自设计。甘珠尔殿北壁上的一尊金刚手菩萨，传说就是由古相家族中的桑结恩宝亲自绘制的。从其精湛娴熟的线条和色彩中，不难看出藏族艺术家高超的艺术水平。

　　总之，夏鲁寺的壁画对元末明初西藏寺院的壁画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向北影响到觉囊派著名寺院觉囊寺的壁画艺术，促进了拉堆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东南影响到著名的白居寺壁画艺术创作风格。因此，夏鲁寺壁画在元明两代西藏壁画艺术的发展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是元明西藏艺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对研究整个西藏佛教艺术及其与中原、尼泊尔、印度等地的佛教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