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由政府设立专门的美术创作(或生产)机构，可以上溯到殷商时期。以后历朝都有关于在统一的管理下，服务于政府并专门从事绘画、工艺品制作及艺人和机构的活动记载。到了唐代初期，政府设翰林院，作为内廷供奉艺能杂居的场所。举凡“文辞经学之士，下至医卜技术之流，皆之于此，以备宴见”。随后，翰林院有了一些性质上的改变，把名儒学士分出来另外成立了翰林学士院。这样，翰林院就变成了专门从事纯技艺性人才聚集的机构。五代十国时，许多艺术家任职于不同的政权，以艺入仕为官供奉朝廷。各个政权也都设有相应的机构，并出现了专以“画院”之称谓来说明此类机构职能的，其中以南唐和后蜀较为典型。北宋时局稳定以后，政府设立了更大规模的艺术机构，曾在后蜀主孟昶和南唐后主李煜创建的“画院”里任职的画家以及来自其他地区的画家们大多聚于汴梁，为北宋翰林图画院日后的兴盛储积了大批艺术人才，奠定了雄厚的基础。画院制度在此一时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完善，兴盛至极，历两宋而不衰。整体上看， 北宋翰林图画院堪称中国历史上画院机构的典型代表，成为后世画院机构效仿的样板，中国绘画艺术也在这个时期登上了历史的第一个高峰。

　　北宋翰林图画院有别于前代的翰林院而隶属于内侍省，由内侍宦官管理。初设于宣祐门内东廓，太宗雍熙年间，为皇帝召使之便而移至东苑东门里。从翰林图画院的功能上讲， 北宋翰林图画院是为宫廷帝王、达官显贵们服务的专门机构，画院画家进行艺术创作，也主要是为皇家宫廷服务的。一方面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政权统治，发挥图画“忠奸善恶”，存作鉴戒的教化作用。如仁宗庆历元年命绘“前代帝王美恶之迹”一百二十图为规戒，张挂于崇政殿西阁，并命侍臣参观就是一例。另一方面为统治者粉饰太平，满足上层社会精神享受的无尽需求。北宋的城市建设发展很快，商业尤为繁荣，喧嚣的生活环境引发了人们对自然生态的向往，禅宗思想的兴起和文艺界对意境美的无限崇尚促使“林泉高致”式的山水画和“粉饰大化，文明天下”式的花鸟画创作量大大超过了人物画。北宋时期很多著名的宫观壁画、官署屏风障壁都是画院画家的作品。同时，画院还负责搜访各地名画古玩和先贤笔迹图书，供皇室收藏观赏(“五代图画之府，所有珍藏之名画，多被收入御府”)。宋代帝王大都喜爱文艺书画，有时皇帝还命画家做代笔，加钤帝印而赏赐有功之臣。徽宗更是命每日有一待诏级画家值班睿思殿“以备不测宣唤”。画院画家也就成了供帝王贵胄们暇余取乐而存在的一个特殊职业群体。另外画家为夷王作画也成为国家外交事务的一项重要任务，足见政府对绘画的重视程度。

　　画院在机构建制方面， 把画家按等级分为待诏、艺学、祗候、画学生四个职别，最初的在职数量并没有定员。仁宗时，以待诏三人、艺学六人、祗候四人、画学生四十人为额。徽宗时期，打破了画家数量上的限制， 广纳人才，整顿和健全了画院的编制，制定完善了各种制度，并大大提高了画院画家的政治地位，“许服绯紫官服”。徽宗宣和年间又承唐制，“独许书画院出职人佩鱼”。准许高职别的画家上朝，而且“诸待诏每立班，则画院为首，书院次之，如琴院、棋玉百工皆在下”，足见画家地位之高和帝王对绘画的钟爱。画家薪水的来源与名称也不同，邓椿在《画继?杂说》中说:“他局工匠日支钱，谓之食钱。惟两局(图画局和书艺局)则谓之俸直，勘旁支给，不以众工待也”。可见当时画院作为诸院之首， 因受到帝王的特别重视，画家的身份地位和待遇都是令技艺诸行中人十分羡慕的，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上技艺诸行广泛择业于绘画的倾向。

　　由帝王操纵下的画院非常注重培养画家创造能力与艺术修养。在录用画家方面，画院采用召募的形式，于崇宁三年，在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兴办了当时世界上早期最为庞大的皇家美术学院──画学，培养画学生。大观四年，画学又归入了翰林图画局(局即是院)。

　　画学制定有明确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专业课程主要是学习各种绘画题材的不同表现技法，并按照北宋当时流行的题材进行设置，“画学之业，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鸟兽、曰花竹、曰屋木”这六个专业门类和《宣和画谱》中十四个门类分科大致上差不多。教师队伍的配备则是充分调动了当时最为著名的画家进行教授，做为北宋著名画家的徽宗皇帝也经常直接参与教学和作品的创作。理论课程是小学，也就是较为实用的字义学，侧重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也有启发学生思维的作用。有《说文》、《尔雅》、《方言》、《释名》四门课程，其中“《说文》则令书篆字，著音训，余书皆设问答，以所解义观能通画意与否。”这些理论课程在讲授过程当中，还根据画学生的不同程度进行因材施教，如“士流兼一大经或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宋史?选举志》)。宋徽宗还参照隋以来的科举制度，在以往召募法的基础上，实行考试选拔，在诗文论策之外，以古人诗句为题，对应召画工和画学生进行绘画专门测试。我们比较熟悉的测试实例，如：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乱山藏古寺” ；
  “嫩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 ；
  “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 ；
  “踏花归去马蹄香” ；
  “落日楼头一笛风” ；
  “午阴多处听潺溪” ；
  “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

　　这种以诗命题来测试绘画技艺的方法，是一种对文学作品进行二度创作的方法， 一方面测试应召者的绘画技艺，同时也考察了他们文化素养。在画学里接受了高等的画学生们，就这样经过严格的选拔以后，最终才能被确定下来是否在画院里留用的问题。俞成《萤窗丛说》载:“徽宗政和中，建设画学，用太学法补四方画工，以古人诗句命题，不抡选几许人也。”画学生应召考试，并根据成绩高低或被授予职位，或进入殿试，画意超拔者可以及第，入翰林图画院供职。如此每年一试，二年会试，严格有序，亦可谓难得之举。这种测试绘画技艺的方法不仅激发了画家们的艺术联想，开拓了艺术思维，使画家的创作在构思上更为巧妙，也在客观上迫使画家自身对文化修养的高度重视，增强了绘画的文化含量，推进了绘画的文学化，对中国绘画后来诗画一体的格局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郑午昌之《中国画学全史》对此也评论到:“盖于笔墨之外，又重思想，以形象之艺术，表诗中之神趣为妙，诗中求画，画中求诗，足见当时绘画之被文学化也”。当然，因为北宋帝王们在绘画审美方面存在着单一的倾向，画院在绘画风格上趋于一元的状况也是显见的， 由此而导致在命题试艺的过程当中，众多具备独立审美个性的创作受到限制的情况也就屡见不鲜了。但从艺术作品的时代整体风貌上看，这一现象也是符合艺术规律的。

　　为方便管理， 在《宋会要稿》中，还记录了北宋政府于大观元年，在制度方面“将书画学置学谕、学正、学录、学直各一名”，加强了对画学的组织管理。画学生还按不同的出身加以区别，凡士大夫出身者称“士流”，而选自民间的工匠称“杂流”。士流与杂流“别其斋以居之”，学习和生活均不在一处(《宋史?选举志》)。反映了封建时代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阶级差异。这此记载都表明画院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投入的人力、物力和心力是很多很大的，而且，画学开设的技法课程和理论课程也显得非常全面，既有培养目标，又有教学计划。开科取士、兴办画学一举，为北宋画院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绘画人才，也给处于民间社会底层的画工和画学杂流开通了一条与科举并行的入仕途径，极大地刺激了社会各阶层对绘画艺术的学习热情， 从而推动了宫廷绘画进入了历史的巅峰，隆盛至极，前后各代，皆不能比。既使将其放入整个世界美术的历史中看，也没有哪个国家，哪个帝王能以这样的热情，建设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画院和绘画学院。

　　分析北宋绘画鼎盛的原因，我认为，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北宋商贸经济和市俗文化的飞速发展是影响北宋绘画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是一个大的文化背景。经济的飞速发展，商贸的极度繁荣，催化了艺术生成，而城市的扩大化和市民社会生活的需求促使艺术快速地转换为商品，从而形成了极为庞大的艺术市场和创作队伍；其次，是基于北宋帝王们本身的喜好。宋代帝王大都喜爱文艺书画，尤其是徽宗赵佶，更是“玩心图书”、“几无一日暇”。北宋翰林图画院也就是作为服务于宫廷帝王的专门机构成立并迅猛发展起来；其三，北宋绘画的繁荣，还因归功于当时创建起来的学校制度──画学。画学不仅开启了我国最早的正规美术教育的先河，也为画院的绘画创作培养了大批高水平的艺术人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北宋绘画艺术的发展。也就是说，画院画家作为北宋美术创作的主力群体，他们在创作中屈从于宫廷的审美意趣而左右着时代艺术风格的变异。他们受益于画学，同时也对画学的教学思想、审美取向和课程设置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从画院和画学的建设模式、功能作用、人事制度、运作模式、办学方针和培养目标等方面对其进行深入地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北宋绘画艺术的时代特质及其形成原因，并从中寻找出一个时代的画风与学院教育中所设课程之间的密切关联。同时，对我们研究当代画院(或其他美术创作机构)、美术学院教育及其发展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现代中国画的创作形态，基本上是建立在以西方的创作观念和美术教育模式对中国传统绘画进行改良这样一个思路之上的。我们已经从近百年从来的绘画创作和现代美术学院教育经验中认识到，改良之后的中国画，基本丧失了中国本土文化体系下构筑起来的传统绘画图式、人文环境，有些作品甚至抛弃了足以使我们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民族特征。特别是在消费文化兴起和利益驱使下创作心态浮燥的当今画坛，中国画的创作应该如何面对中西绘画的共性与差异，中国画应该沿着怎样的轨道发展下去、如何对传统和中国绘画特质进行再认识等等一系列令人迷惘困惑的问题缠绕着每一个当代画家。渴望回归传统，要求调整中国画教学方案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样的，来自美术学院内部，关于如何在招生标准、课程设置、教学大纲、培养目标等各个环节上，将弘扬民族优秀绘画传统落到实处的讨论也日趋激烈开来。尽管一些高校已做出了具体的调整，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但存在的问题还是多方面的，皆有待做深入地探讨研究。那么，假如我们对北宋画学在绘画教学方面所实行一系列方案进行分理，取其精华，将凡是有益于培养学生更好把握中华本土文化精神内涵的经验借鉴过来，结合现代审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要求， 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封建糟粕，大胆地缩减一些有悖国情或不相关联的课程，建立起学院教育与当代文化更加对位的教学关系，才能真正找到中国画生存和发展的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