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另—部作品《屠杀》在对战争的表述上又和毕加索的名作《格尼尔》有着相同的观点和切入角度。画画里没有枪炮、飞机、炸弹、坦克，看到的只是仰天狂叫的求救者，奔逃的人群、血泊中婴儿肢解的尸体……它聚集了痛苦、绝望、恐怖、残暴的全部意义。在她的静物画里，盛开与凋谢的花朵是其经常刻意描绘的题材，这里明显有着象征主义的痕迹。在《月季与扑克》里，一瓶即将凋谢的月季花下摆着一幅扑克，花的凋谢是潘玉良对生命过程的诠释，而吉普赛人算命用的扑克牌则表露了一种命运莫测的宿命思想。或许是久居异乡的缘故，潘的这种宿命思想在晚年更为明显。在其1959年所作的彩墨作品，《玩扑克的女人》中，那个着装素雅、面色沉静的玩牌女人不就是潘玉良在为自己占卜着未来吗？整幅画里流露出潘玉良对晚年仍客居异乡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惆怅。

    1940年前后，潘玉良逐渐在借鉴融合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更多地运用了中国传统的线描手法。线描时中国传统绘画的造型基础，有着很强的表现力。潘玉良熟练地掌握了这一技法。并把它融入西画中，丰富了西画的造型语言。在1941年的《女人与猫、躺着女人体》以及1942年的《戴帽子的妇女》中潘玉良娴熟地运用线描的粗细、轻重、虚实、顿挫，笔简意深，形象准确，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人体的姿态，耐人寻味。

    1942年后，潘玉良开始尝试用毛笔和墨彩在宣纸上作画，由于国外获取宣纸不易，所以也用毛边纸和桑皮纸。50年代后，潘玉良的艺术风格渐趋成熟，从技巧上看已经没有向新的西方潮流探索的痕迹，而代之以稳定的个人风格。她这一时期的大量彩墨画，一反文人画的淡雅，而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她充分发挥油画背景烘染和后印象派的点彩手法，同时又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的质朴、浑厚、沉静的气韵，融成了一幅幅令人称道的珍品。在《观猫女人体》（1960年），《披花巾女人体》（1960年）和《女人体》（1963年）中，潘玉良先用细腻流畅的线条勾勒出典雅素静的女裸体，然后用淡彩点染出人体的结构和质感，背景部分运用点彩和交错的短线来制造层次，成功地将中国的笔墨精神和西画的实体质感巧妙地融入她的彩墨画中，呈现出既秀美灵逸又坚实饱满的极富独创性和个性化的审美情趣。

    潘晚年的油画作品亦是如此。她五十年代中后期创作了一批以中国民间妇女活动为题材的油画作品，如《双人袖舞》（1955年）《双人扇舞》（1955年）等，乍看起来有马蒂斯的大块纯色运用的特点，然而在纷繁的西画色彩中又融入了国画的线条勾勒，蕴藏着中国艺术的意境、韵律、诗情。构图人胆而夸张，画面奔放而深沉，色彩绚烂而宁静，有着强烈的律动感，给人以美的享受。

    纵观潘玉良的艺术生涯，可以明显看出她的绘画艺术是在中西方文化不断碰撞、融合中萌生发展的。这正切合了她“中西合于一治”及“同古人中求我，非一从古人而忘我之”的艺术主张。对此，法国东方美术研究家叶赛夫先生作了很准确的评价：“她的作品融中西画之长，又赋于自己的个性色彩。她的素描具又中国书法的笔致，以生动的线条来形容实体的柔和与自在，这是潘夫人的风格。……她的油画含有中国水墨画技法，用清雅的色凋点染画面，色彩的深浅疏密与线条相互依存，很自然地显露出远近、明暗、虚实，色韵生动……她用中国的书法和笔法来描绘万物，对现代艺术已作出了丰富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