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美术史发展到20世纪中叶，因为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之相应的美术也与前朝大相径庭。没有哪个时代这么看重美术的济世功能，也没有哪个时代这么大张旗鼓地要求美术为社会服务。运动式、全民性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极其显著的特征。在这个时期内，不管是具有千年文化传统的国画，还是引进不到百年的西画，都遵循着一个方向为执政党的文艺方针服务，行使着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职能。

　　这是一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无数的画家在希望和表现中创造了具有时代烙印的作品，人们或许记不住作者，但记住了视觉中的形象，这是一个能够创造名作的年代--一张画传遍了神州，一张画代表了时代，一张画名满天下。

　　今天，从史学的角度来探讨新中国美术史上的若干问题，有着无数令人兴趣盎然的话题，但都无法绕开延安传统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精神。

　　延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圣地。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完成了根据地的战略转移后，于1937年1月13日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迁往延安。至此，在以后的10年内，延安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发展和取得全国的政权奠立了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奠立了基础，还在各个领域树立了启迪后世的"延安传统"。

　　中共的延安政权初期，适逢国共第二次合作，在民族斗争的特殊时期内，共产党不仅指挥自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的战场上和敌人战斗，同时为了战争的需要还建立了培养革命文艺干部的"鲁迅艺术学院"，用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鲁艺"不仅培养了大批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的文艺人才，还创作了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歌剧《白毛女》，以及秧歌剧《兄妹开荒》等具有时代特色的力作，美术方面的木刻、新年画也具有广泛的影响。但是当时的延安文艺界也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艺术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倾向。

　　因此，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在延安杨家岭主持召开了有80余名文艺工作者参加的文艺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它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工作对象等5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参加了第一大的大会，并就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学习以及个问题发表了讲话。会议结束的23日，毛泽东又作了总结性的讲话。这两次讲话后来被称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被认为是"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系统地、深刻地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党制订了一条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

　　毛泽东的讲话针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特别是30年代革命文学运动以来文艺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并反过来影响政治的观点和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阐述了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的源泉、文艺的批评标准以及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问题，系统地回答了当时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它对当时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对以后的革命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延安的许多文艺工作者都要求下乡，以响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出的号召，但是因为整风一时难以实现，到1943年3月10，在整风运动的文件学习基本完结以后，为了使《讲话》的精神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文委又联合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这次会议被称为"是要把毛主席去年所指示的新的文艺运动的方针向前推进的一个重大的会议"。 许多党的领导都到会发表了讲话，其中陈云《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 凯丰《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都明确指出了为什么下乡，怎样下乡以及下乡有可能遇到的问题。此后许多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创作了一大批反映工农兵群众生活并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指导下，在经过"整风"以后，"大多数画家，都觉悟到在窑洞里表现工农是不行了。我们的画室没有精致的画架、画台，以及从巴黎运来的维那丝和大卫。但这些不是我们此刻必须和能获得到的，我们的财产是埋藏在大众生活中间的艺术资源。我们无需再珍贵自己的一些'糊涂观念'，把空洞的理论和虚名作为装饰。现在需要真正面向工农兵了，和实际生活结合--下乡去"。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就是在这样一种自觉的认知中而积极投入到"改造自己，改造艺术" 的下乡运动中，"从劳动与土地结合过程中去找寻构图，在民主的阳光下去发现色彩"，因此在绘画的表现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反映根据地的生产动员、开荒、春耕、移民、生产竞赛、公粮会议、合作社的发展等新的题材。画家张仃在他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了下乡前后的变化。

　　过去，革命画家在创作上，一直表现着"为大众"的方向，现在是更进一步，要画"属于大众"的，为大众所理解，所欣赏，所喜爱。这样，画家就一定得打开生活的圈子，到大众中间去，同时变成大众中的一员，全身心浸透大众的思想、感情、情绪，要重新以大众的思想去思想。以大众的感觉去感觉，用大众的眼睛去观察。

　　把绘画与劳动结合起来，不但用鲜明的色彩、健康的线条去表现劳动，就是画面的笔触、节拍、律动也须和劳动情绪相呼应的。

　　显然，《讲话》的思想已经深入到文艺工作者的心田，艺术创作作为一项革命工作，首先表现出为革命事业服务的政治原则，因此延安时期美术创作中的木刻由于通俗书报印行的需要而特别发达。故事、诗歌、秧歌剧的插图和连环图画，各种刊物、小册子的封面，以及壁报的插图、幻灯等等，都在实用的基础上体现艺术的功能。实际上这种革命文艺的传统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都得到了发扬光大。

　　延安的美术工作者在下乡运动中的另一显著的成果就是从民间艺术中学习和改造了传统年画，推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年画（新窗花）--属于大众的和为工农服务的新的艺术内容和形式。为了便于普及，鲁艺的美术研究室以套色木刻、着色木刻和套色石印等多种手法印制和发行了多种年画，满足了解放区人民的要求。同时类如江丰的《念书好》、力群的《丰衣足食》等年画都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并配合了边区政府的各项政治活动的开展。与新年画并行的独幅木刻版画的创作也是延安美术创作的杰出成就之所在，古元的《减租斗争》、《马锡五调解婚姻案》，彦涵的《夺回粮草》、《卫生合作社》，张望的《八路军帮助蒙古人秋收》，这些作品都表现了整个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和生活，无疑它们的代表性正是这些作品所反映出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涵，以及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结合。而延安的木刻创作所积淀的革命文艺的传统，对以后美术创作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的。

　　另外在延安和其他解放区所兴起的大量表现革命领袖、劳动英雄和文教英雄的作品，也为以后的美术创作标识了一个"永恒的"题材范围，同时可以为《开国大典》和《毛主席去安源》等作品的题材选择找到一个传统的依据。自遵义会议（1935年）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历史地位以后，毛泽东的领袖形象已经不断地出现在一些公众的场台之中，⒁ 而表现领袖与历史、领袖与人民的作品就成了革命美术一个基本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题材。虽然延安时期表现毛泽东形象的作品，已经出现了油画、油墨彩画、炭画、水墨画、版画等多种材质的形式，它们在艺术技巧上一般都比较简单，所显示出的是一种政治热情之外的朴素的情感。但是这些作品在经过一段时间累积之后所形成的表现模式，却为后来的许多同类题材的创作在无形之中作出了一个表现上的规范。

　　为了战争和革命事业的需要，为了鼓动大众的革命热情，利用传统的招贴画而发展起来的宣传画在延安也是一种十分流行的美术形式--这是一种和政治结合最紧密的形式。它在政治运动中的配合作用，在战争时代中的宣传鼓动作用，都是其他美术形式难以比拟的。因此利用宣传画承担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也就成了延安传统的一个方面，这就是1949年以后大量出现各种政治宣传画的一个传统的基因。在属于"延安传统"的美术创作中，除了能够体现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讲话》的精神，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苏联文艺思想的影响。在1939年5月10 日举行的庆祝"鲁艺"成立周年的成绩展览会的第九室，就专门陈列了"苏联革命之名画"，"全系苏联有名的艺术家的作品，多为描画按革命前后之群众的英勇斗争的情形，及沙皇的黑暗腐败统治的暴露内容丰富，技巧惊人"。毫无疑问，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鼓舞，苏联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帮助，都直接影响到延安的文艺创作。尽管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与苏联的文艺思想之间有许多必然的联系，但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以及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都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特色。